重庆城里康公馆

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家已经是重庆城内有名的大户。

我一岁时留影，照片背后有

父亲题字“雄儿一岁小像”我家在城中心的主干道邹容路靠近夫子池处（那段路旧地名叫柴家巷），当时有名的国泰电影院对面。这是一处大宅院，是我父亲花十万洋钱从一周姓人家手里买的，人人都知道那是康心如公馆，康家大院，一百多间房子，两层（有些地方是三层）楼，每间屋都很大——我自己住的那个房间，除去床、柜、桌子外，还可以在屋里骑自行车玩。

柴家巷大院里住了哪些人呢？

有我大妈（大伯父康心孚的妻子，我称大妈）和她的四个女儿，我的大哥一家（他有两子一女），我的大姐、二姐、五姐、七姐，还有大姑父一家，二姑妈，还有两个祖母（毛太夫人和廖太夫人），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姨太太（刘曼君和我母亲叶惠君）……

1938年家族合影，第二排右四为毛太夫人，第一排右三是我

每一家都请得有保姆，我父母有保姆，我和我妹妹也专门有一个保姆。当时保姆洗衣服，洗衣盆要摆一长排，有时还不够，要轮流洗才行。

家里还专门有两个大师傅做饭，两个听差跑外买，一个听差专门给我父亲提公文包、随从外出办事；两个听差打扫卫生，还有两个专门看守院子的“看门头”……

总之，我家请的保姆、听差，吃饭都要摆两桌，而且还不够坐，只能吃流水席。那时我家吃饭是要摇铃的——人太多了。

从两件红白喜事可见我家当时的排场。

一件是我婆婆去世后大出殡。

我那时年纪小，才三岁，记不得什么——只记得有大人指责我婆婆死了没有哭，我感到委屈，就跪到婆婆棺材前哭了一场，边哭边说：“婆婆呀，他们说我没得孝心哪……”我后来看到照片（那些照片在“文化大革命”时都烧了），又听别人讲，那次大出殡，是重庆历史上少有的排场：队伍前头已经到了菜园坝，后面还在美丰银行（小什字街），也就是说，排满了整个重庆下半城的马路，沿途车子都停下来让路，不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