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一直跟随我父亲的听差，叫吴晋成，他专门给我父亲提公文包。我父亲上下班和外出办事都坐小汽车，吴晋成就跟着，负责开车门，到了地方把茶泡好；我父亲吸烟是吸“水烟”，吴晋成也负责把水烟袋、纸捻等准备好。我父亲吃饭时，他站在旁边负责添饭。我父亲吃完一碗饭，把碗递给他，他就再添一碗端来。有时，我父亲边吃边和别人谈公事，忘了已经添过饭了，又习惯性地把碗递给他，他就提醒说：“二老爷，你已经添过一碗了。”我父亲这才恍然大悟：“哦，那就不吃了。”

我们知道此事后，就开玩笑说：康家哪个最大？吴晋成最大，因为他还管得住老太爷吃饭。

说来有趣。20世纪40年代末，吴晋成辞职了，在乡下买了地，又在较场口开了家米铺，还娶了小老婆。有人问他，你当个听差，哪来这么多钱？他说，他经常跟我父亲去开会，美丰银行的高级业务会议（因为他要给我父亲送茶送烟），只要听到我父亲在会上说哪样东西买得，他就找人去买，我父亲说哪样买不得，他就不买。他一个跟班的，哪来那么多本钱呢？原来，他一提出要人家帮他买点，先把钱给他垫上，人家看我父亲的面子，就不好不帮忙。这样一来二去，他就发了。

谁知他这一发，却把自己害苦了，重庆“土改”的时候，他就被划成了“地主”，从一个“最革命”的雇工变成了“专政对象”……

关于父亲的“豪赌”

父亲辞世前两年，曾拖着重病的身躯写了不少回忆篇章，就是不写自己的传记。我曾要求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因为我们子女知道得太少了，他回答说：“哪有自己给自己写传记的事。”

一直到1993年，上海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资本家传”系列丛书第四册《川邦大亨卷》，康心如的传记才第一次出现。遗憾的是，出版之前，我们家人并不知道，无人参加审读或编撰工作。父亲的许多动人事例和优秀品格在传记中反映甚少。

父亲广交朋友，除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以外，还有许多有深交的老朋友，但他又不肯高攀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