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也经常对我进行这样的教育。许多年后，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回忆，有一次在我家玩，听我母亲担忧地说：国雄的肩膀是“溜”的（肩膀往下斜，挑不住担子），今后穷了，不会挑担子，生活怎么过啊！……

我那位同学当时很奇怪，那么有钱的人家，还担心穷了怎么生活？

母亲与我和妹妹父亲对我抱很大期望，却无暇顾及我的学业，只好采取了一种很糟糕的办法，把我交给同父异母的五姐管教，据我所知，在那种旧式大家庭中，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关系融洽的是极少数，相互忌恨，甚至相互残害的，却为数不少。我个人命运正说明了这一点。大哥一家人利用1955年肃反运动的机会，后来又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对我进行诬陷，欲置我于死地，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后面再具体讲述）。

在我的少年时代，把我交给同父异母的五姐来管教，这恐怕是父亲对我教育的唯一的一次失误。

五姐究竟是怎样完成父亲的委托，对我管教的呢？

前面我已提到，我性格开朗，好动，喜交友，兴趣广泛。五姐就从扼杀我的天性入手，不许我出家门，不许出自己住的房门，断绝我与外面的朋友、同学的任何往来；不允许有任何娱乐活动，不准看电影，不准吃零食……我爱好收集世界邮票，五姐就把我积存的几大本集邮册没收了。只允许我独自一人坐在房中，从早到晚“念书”。甚至为了不许我从窗户向外张望，把所有玻璃窗户都从外面用报纸糊上，并在房门外挂锁，五姐每天走过我住房或进来，对我不是斥责就是挖苦打击一通。

五姐还恶狠狠地对我母亲讲，你的儿子完了，没希望了。母亲为此不知流过多少伤心的泪！

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哪里是在管教我，完全是在打击我，折磨我，借机尽情宣泄对我出世的忌恨之情。

后来我在很长时间里不愿意去回忆这段日子。我觉得屈辱。当年我还是一个没有过完儿童节的儿童，压力愈大，逆反心理也愈强，我不服气，我要设法力争“自由”。我利用早晚或所有可利用的时间，与近邻的堂姐谈谈想法（当时住在我家的堂姐们无不同情我）。与自己胞妹谈天说地，她那时受一位朋友影响，信奉天主教，父亲说她未成年，不让她受洗礼。我就投其所好，发挥想象力，神侃天主耶稣显灵的瞬间等，就这样倒也并不太寂寞。晚上，我一人常从住房窗户跳出我家大门去看电影（家门对面就是国泰电影院），还经常买二两我爱吃的灯影牛肉回来，躺在被子里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