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有服过输，总在动脑子，想办法改变现状。由于我胆大，脑子灵活，“反叛”活动屡屡得手，从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自己争取，才能达到目的。

我的叛逆性格，可能从这时开始，就已逐渐形成。我的一生主要受国难，受政治因素左右，但是在几十年人生的风雨中，由于自己的奋斗、抗争，关键时期改变个人命运的钥匙却往往在我手中拿着。我善于抓住、利用时机，恰当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恨铁不成钢

1945年的我我知道父亲非常疼爱我，他愿意我多念书，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对我管教是严厉的。记得1943年，我进南开中学初一旁听，一学期结束后，因功课不及格被除名，把父亲气得够戗，叫我自己端板凳来，脱了裤子趴上去，打了我一顿屁股。他痛心地责骂我：“你自己没有本事，将来靠谁？如何生存？”

父亲对我的管教所花的精力，比对其他的子女要多，经常把我叫到他的书房去责骂。可是我总是很敬爱他，虽然我很顽皮，但从不敢顶撞他，在大事上，我是听从他的教导的。由于他严格的教导，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可能靠家庭，也不可能靠父母，只有自己有了本领，才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要有本领就要多读书。

由于多年的动荡，使我害怕读书。但是，我知道我应该念书，读完中学还要上大学，要有一门专长，自己要有本事，要靠自己努力。现在回头看，父亲高瞻远瞩的教育有多么深刻的内涵！从中学到大学，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在父亲的敦促下，我和妹妹都怀着这份信念坚持完成了学业。虽然多次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或者外界因素影响了我的学习，也没有使我动摇过我必须上完中学上大学的信念。

1996年初，我陪戴伯母一家看望文强时在文家留影

中学时代的同学戴明哲，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一年后，因肺病和思乡而辍学返重庆。他的父亲名叫戴之奇，原是国民党高级军官，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46年底国共内战时任整编六十九师少将副师长，在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发起的“宿北战役”中阵亡。戴明哲受牵连甚大，再加上家中姊妹较多，母亲一人挑重担，难以维持子女学费开支。

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反动的“血统论”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严重的程度，再则当时中学毕业，能够上大学的青年人不多，凡是愿意念书的人，绝大部分是可以跨进大学门槛的。伙食费由国家免费提供（维持了三年），还可以申请助学金。如果当时坚持学习下去，戴明哲是可以拿到大学文凭的。戴明哲1952年主动退学后，再没机会上大学，几十年风雨，最后沦落到下农村安家，过早病逝。

1996年春，我出资把戴明哲的母亲和大妹妹戴毓昆接到北京小住，才了解到上述情况。

对照之下，我更加感激父亲对我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