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山别墅我（右一）与老师、

同学一起吃饭

当时我很佩服19世纪普鲁士（德国）的俾斯麦，认为他不但统一了德国，而且使德国强盛起来，被世人称为“铁血宰相”。我崇拜这种能使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的人物，于是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社团，起名为“中国青年铁血同盟社”，简称“铁血社”。名称大得吓人，其实只不过是一伙初中生闹着玩，既无章程，又无目标。我们制作了刻有译成英文名称的胸章，我们出过壁报，还组织过与别的班级进行球赛等活动。当时的活动只局限于本班级同学，没有发展到别的班级。也没有一定的目的和思想指导。

初二上学期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同学们思想比较混乱，巴蜀学校原有的秩序也被打乱。学校当局为了整顿学生队伍，清除了一批同学出校，与我一起活动的人，大部分分散了，“铁血社”也自动解散了。

“铁血社”没有了，但我组织社团的热情没有变，所以在“铁血社”之后，我又组织另一些同学成立了“新芽社”，表示我们是祖国新生的幼芽。后来曾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的刘家驹，当年就参加过“新芽社”，据他回忆，还到我家来印过油印小报，见到过我父亲。

这时我上了初三，迫于形势，为升高中，大家都认真念书。空余的时间少了，社会活动也减少了。

到了高一年级，我又组织大家成立了一个名叫“新苗社”的团体，进行话剧演出等活动。但社团的活动也并不多，也没干什么事。“新芽”、“新苗”两个社名的含义，表示我们是一群中国的幼芽、幼苗，将来要成为社会的栋梁。

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党内战已经打得难解难分，国民党败迹已经很明显，我对国民党政府也越来越失望，但对共产党也没有更多的了解，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思潮。

在这种形势下，我也模糊地认为应该有另外一种力量来解决中国的前途，所以在“新苗社”之后，1948年下半年我又成立了“新中国青年复兴社”，简称“新兴社”，后来还吸收了外校的同学参加，出了好几期油印的小报，并发往求精中学等其他中学。但也并没有什么纲领和明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