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初，年迈的艾西由老师退休后来北京游玩，见到我，第一句话是：“康国雄，你走了，还给我扔了一个死耗子！”就是说的这件事。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年“漆家班”对我们的严格管教，也是为我们好，只是方法上生硬粗暴一点，用现在的说法是缺少点“人性化”，引起学生的反感。后来我们能顺利考上大学，真还得感谢“漆家班”。

想要组织“第三党”

初中毕业了，学校规定，凡成绩平均分数在70分以上者，都可以保送进高中，我就这样顺利地进入高中。

1948年，内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社会不安定，加上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的各种报道，使我虽然处在一个似懂非懂的年龄，但已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个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了。中国应走向何方？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所关注的问题。我的政治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局势的变化，逐步从懵懂无知走向“左”倾激进。

不安分的中学生恶性的通货膨胀影响到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法币贬值，发行金圆券也好，银元券也好，都挽救不了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影响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在父亲这棵大树的庇护下，生活虽然不感到任何困难，但也感受到了经济形势的影响。

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使我一生不能忘记。

每年春节，我们小孩都能收到一大笔压岁钱。母亲强制我们把钱交给她存起来，以备“将来所用”。1949年初，母亲哭丧着脸对我们说：

“几经货币的贬值，压岁钱只能折合成一块‘川版’了！”

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银圆有“袁大头”（袁世凯当政时期发行的银圆）、“鹰洋”（墨西哥银圆）和“川版”（四川地方发行的银圆）等几种，而“川版”是其中最不值钱的一种。

我父亲支撑着那么大的一份产业，四川美丰银行以及他所投资的九十多家企业（这是《中国大资本家传》中《康心如传》提供的数字，1997年我到台湾时，二姐康宁告诉我她的回忆是一百多家），应该说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