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记载，1948年8月，国民党当局公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美丰银行所存黄金、美钞、美元公债及库券，加上猪鬃、桐油换得的外汇共计美元95万多元，全部被当局强行收兑——换成迅速贬值的金圆券，致使美丰元气大伤。

1948年二哥结婚时我在柴家巷我家大厅外留影我当时对这些根本不懂，也一点都不能分担父亲的忧虑。

但是，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也开始忧国忧民了。从组织同学成立社团逐渐转到关心政治，参与政治的意识越来越强。

再加之，我自己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现象，使富于正义感的我，随着当时学生运动的大潮流，也产生了应该起点什么作用的冲动。

从我富有的家庭条件，以及个人爱玩好动的个性来看，我完全可能从生活上变为一个“纨绔子弟”。然而，由于父亲的严厉管教，再加上在20世纪40年代的后期，正是中国处于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社会的动荡、变迁，血腥的政治斗争风雨，使我们这一代有志报国的青少年，或是被动，或是主动地卷入了这场风暴。

我本人很关心政治，并不安分于“小少爷”的生活，忧国忧民的思想甚至比一些同龄人还更重一些。一位老师曾对中学时代的我下过这样的评语：

“小学生脾气，中学生文化，大学生思想。”

我本来就喜欢广交朋友，这时就更加扩大交友范围，除了中学的同学外，还设法与社会上的各种人接触。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填补我政治思想上的空白。

不过，由于环境的限制，我曾接触过的，有一定社会经历的青年人并不太多。我求知若渴地倾听他们的议论，了解他们的看法。其中有逃难到重庆的流亡学生。还有两位原在国民党部队服役，想摆脱兵役，返回老家的年轻人。我在财物方面帮助他们逃出国民党军队。他们从自己不幸遭遇出发，对时局的看法当然有一定局限。另外，我在重庆还接触过国民党上层的军人，重庆朝阳大学的一些大学生……

与他们短暂的交往和接触后，我逐渐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新的看法。

从我家庭的背景以及我与蒋介石个人的交往来看，似乎我应该倾向国民党，然而，我以及我们这一代富于正义感的青少年，接受的是传统道德教育，对专制、腐败、不民主等都本能地深恶痛绝，憧憬着美好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同学，都席卷到针对反国民党政权的学运之中。我在重庆也听到“共产共妻”、“残酷斗争”等反共产党的宣传，但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社会发展史等思想，我既感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对它不抱什么希望，对共产党又不了解。因此“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萌芽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