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想组织“第三党”，事实上只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想法，只有议论，没有行动；只有话语，没有实体。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政治运动中，不管我怎么忠诚老实地交代我的思想，却得不到审查者们的认同。

在军警包围中组织营火晚会

1949年初，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几乎席卷了长江以北地区，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被迫答应与共产党和谈。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就在4月1日当天，南京学生游行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接受共产党的和谈条件，遭到军警镇压，还打死了两个无辜学生，打伤许多人。南京学生通电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呼吁支援他们。全国学生义愤填膺，纷纷起来罢课游行以示抗议。

在此之前，从2月开始，重庆学生就已经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规模的学潮，从大学发展到中学，从公立学校发展到私立学校，要求增加工资、增加公费、增加配给……

南京“四一”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更是给学潮火上浇油。重庆各校的学生也纷纷成立了“四一血案后援会”，声援南京学生。

我出于义愤，跑到各班级串联、演说、鼓动大家一起罢课，以示对南京学生的声援。我被大家推选为巴蜀学校“四一血案后援会”的主席。巴蜀学校的同学们都参加了罢课。

重庆卫戍司令部得知巴蜀这样的私立学校也闹起来了，立即通知学校领导，要求复课。校方就把大家叫到大礼堂开会，苦口婆心动员大家复课。

我这时也不知哪来的冲劲，跑到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当局镇压学生的暴行，鼓动同学们不怕强暴和威胁，继续罢课。我的讲话当然比校方的说服动员更有煽动性，大家边听边热烈鼓掌。

最后我提议，同意继续罢课的都签名，表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第一个在一张大纸上签了名，随后同学们都纷纷签名，同意继续罢课。

就在此刻，周校长派人通知我，卫戍司令部即将来校抓人，要我赶紧从学校后山离校。

1949年摄于重庆柴家巷家中。前排坐者是

我的老师袁洁宇（中）、甘泉（右）回家后，我利用父亲当时的社会地位，组织同学们在我家印刷宣传材料，向同学们分发通知，并派人与其他学校串联，约定参加4月21日举行的全市学生大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