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还十分天真，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划作了“异类”。

我怎么会成了“特嫌”

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在重庆上中学时，一直很活跃。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专制；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反蒋的学生运动。可是，迎来了自己盼望的新社会，我的一切活动，却被颠倒过来解释了，有些人居然说我参加反蒋活动是别有用心，有“特嫌”——有“特务”的嫌疑，这个专有名词现在的人多半已不懂了，辞典上也是查不到的。

1949年我与未婚妻于我家楼顶留影这一顶沉重的帽子压得我多年喘不过气来。从我到天津上大学开始，就对我少年时代的历史进行审查，每次运动都要我交代，每次运动都要把那些历史翻出来炒冷饭，因此我一直不愿去回忆那段历史，总觉得是一段痛苦的记忆，尽量想把它忘掉，让它成为一段空白。于是，除了一次次的反复交代逼得我记住的一些事情外，其他的许多都被我忘记了。到现在写这篇回忆录，才勉强从记忆长河中去打捞点符合真实情况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国内实行开放政策后，我与海内外同学多次接触，在他们帮助下，我才慢慢回忆起星星点点的往事。

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蜀中学的老同学聚会，多次回忆1948年前后的那段生活时，许多同学不理解，我怎么会被打成“特嫌”？

大多数同学都看得很清楚，纷纷为我打抱不平。我自己当然十分明白：当年我的政治思想十分单纯，并不反动。但是，有的人为什么要把我反国民党的活动，从反面去想象成“特嫌”呢？

巴蜀高一班的同学刘家政，1995年来看望我，提起往事时，说：“当年，我们就看见康国雄一人在台上讲话……我还和他一起背着油印机，从校园的篱笆墙钻出来，到他家印刷资料，通知同学们开会等。”

1950年，青年团推出来与我竞选学生会主席的同学，名字叫吴庭宪。我早已把他名字忘了，是后来他亲口向我介绍的。他说：“记得在你家里，我们一起拟定了一份同学名单发通知，要他们参加罢课，还向他们介绍同学们活动的情况。”

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李亚莉讲：“据我所知，当年地下党被破坏后，党团员都撤离了。在学校根本看不见一个党员。我们只看见康国雄一人在台上跳……”

还有同学记得，当年我和王泽重（王泽远的哥哥）一起到各班去动员罢课，作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