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不愿承认我个人当年的渺小作用；我也被整得想尽量忘掉这段微不足道的历史。但是，终于有人历经了人间沧桑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站出来，说出了真实情况。不久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张志勋，当年巴蜀“新青社”的小组长，巴蜀“四?二一”游行的负责人，在做过癌症手术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

“死，对我无所谓，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不能瞑目的是：你这位在‘四?二一’学运中对敌斗争的勇士的大名，被巴蜀的一些地下党、社员有意埋没，且扭曲了这段历史……”

她后来又在《回忆巴蜀学校地下社员斗争的片断》一文中明确写道：“（‘四?二一’营火晚会）准八时开始举行。巴蜀五六百名学生，在军警的包围之下（事后知是内二警在校门口架起一挺机枪），进步学生康国雄气宇轩昂地站在熊熊燃烧的篝火之中，有条不紊地指挥‘营火晚会’。”文章在《中共重庆渝中地方史资料》第一辑上发表后，她特地寄了一本给我，并在信中说明：“由你主持被敌人包围的那次营火晚会，原稿我曾多写了几笔，已被他们删掉了，只保留了很重要的一句：是由康国雄主持的。他们觉得够了，我看也行了。”

令人感慨的是，据巴蜀同学们介绍，当年巴蜀的地下党员、地下社员，走出地下状态公开身份后，在20世纪50年代风光的时间却很短暂。在以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就陆陆续续被打下去了。他们坎坷的政治生命，并没有比任何一个普通同学强一点。

到北京考大学

1951年夏，高中毕业了。由于当时青年都向往到首都北京的高等学府深造，我自己也想离开重庆这个环境。我开始意识到，要继续留在四川上大学，今后不堪设想，我在巴蜀中学太活跃，名气也大，在同学中影响也大，加上我父亲在四川是赫赫有名的大资本家，今后他们不整我整谁呢？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我的预感是正确的，四川省在历次运动中都表现得极“左”。

还在毕业考试之前，就有些同学相约去北京考大学，不参加巴蜀的毕业考试。我也想去，但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要我参加完高中毕业考试再走，他认为读了这么几年书，不正正经经拿到毕业文凭，太可惜了。

于是，我只好请在北京的堂兄康国隽，三叔康心之的儿子，我给他打了电话，我就说了几个志愿，当时报考的时候没有去想毕业后找工作的事情，就是要考名牌大学的名牌专业。我一共选了五个志愿，有北京大学的文学系，南开大学的经济系，还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都是名牌。我的第二志愿就是南开大学经济系。我那个堂兄就帮我在北京报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