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康心之，在陪都时期的重庆，也是有名的资本家，经营有德丰公司、天府矿业公司、东林煤矿公司、大夏银行、永成银行等实业，还经营媒体《国民公报》。1948年底到1949年初，内战激烈，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金融崩溃，西南长官公署迁怒于金融界及商人，竟处罚银行十几家，康心之经营的大夏、东林两银行被勒令停业。

张群、徐堪被蒋介石派到四川后，张群欲委康心之以任何名义，均被拒绝。徐堪当时是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硬要康心之为其帮忙，康心之被迫答应为他私人协助，对外称“顾问”。徐堪逃走后，继任者关吉玉又逼着康心之继续为其“顾问”，康心之本来不干，但张群在一旁一再劝说，也只好答应了，关吉玉甚至把中央银行大印都交给他管。

就是这个“中央银行顾问”，使三叔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1年初，原国民党军、警、宪、特及一些为旧政权服过务的人员陆续被逮捕，康心之惶恐不安。他女儿康岱莎是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员，是周恩来把她从延安带回重庆做统战工作的。共产党执政后，康岱莎在北京工作。这时，有人把康心之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反映，周恩来立即打来电报，要康心之到京。电报是当时西南局统战部的秘书长林蒙向康心之传达的。

康心之就匆忙带上家属去了北京。他走得很狼狈，身上只带了五百块钱。以后才叫人把重庆领事巷有名的“康公馆”廉价（一万块钱）卖了。

到北京后，周恩来请康心之吃了顿饭，席间，周恩来听说美丰银行已经停业，十分惋惜地说：我们本来打算四川主要保留的是美丰银行，没想到停业了。他还问坐在一旁的邓颖超：我们当年“八办”（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没有人跟着去吗？进军西南速度太快了，许多事还没来得及安排……

这一切的一切，我知道后，思想上的波动都不大。

一方面，我觉得当时所宣传的“马列主义”是很有吸引力的，它提出要解放全人类，让全人类在经济上过没有剥削、丰衣足食、应有尽有的好日子（各取所需），在政治上要消灭不平等、不民主，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贪污腐化，政治上不民主所起到的反面教员作用，使我们这些有追求、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很容易就接受了马列主义。

另外，我接受了资本家应该改造的观点。我相信了作为投资者和经营组织者的资本家得到的利益是“不劳而获”，是“剥削”。在学习过程中，我得知由毛泽东提出了对资本家赎买的政策，就是把资本家的资产先进行核资。然后，用定息的方式，按每年5%还给资本家。二十年后，就可以将全部资本还清。这是一个多么伟大英明的政策！我认为这是对资本家改造应该做的事情。我也要改造思想，争取学成做一个自食其力，不再吃“剥削饭”的人。

总之，当时呈现在我眼前的社会前景是美好的，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