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法院判决，将我父亲在市中心的群林市场房产1/3分给刘曼君（另外那2/3，后来又经过“公私合营”，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定息也没去拿了）。“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我托在重庆工作的同学去打听，还说群林市场确有一笔定息没有被领走。

柴家巷的大院子，本来已经租给了美丰银行职工做宿舍，1950年又被折价为17万元（按新币值算）卖给政府。人民银行派人与我父亲一起取回17万元支票，但只给父亲留下1万元（父亲用来在较场口下面凉亭子街另买了房子居住），剩余的16万元，强要父亲作为美丰银行的股票存入人民银行（当时美丰银行已停业）。

大院子换成了小房子，小汽车没了，日益衰老的父母（母亲还跛着腿）出门挤乘公共汽车。一向受人尊敬的父亲不再有人格尊严可言，连街上的叫花子也可以随意把我父亲叫住嘲骂训斥一番……

为了生活和维持我们兄妹二人上完四年大学，父母不得不变卖一些东西。高档的红木家具没人敢买，只好打烂了，卖给制造算盘的工匠去做算盘珠子……

1951年底、1952年初相继开始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主要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即资本家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声势很大，到1952年春已经进入高潮，不少私营企业的工人被发动起来斗争老板（资本家）。

我的四叔康心远，被当做“不法资本家”抓去关了起来，硬逼他承认“偷税漏税40万美元”。我父亲后来对我说，四叔经营的宝丰公司的财产，从来也没有达到过40万美元。

四叔被抓走后，我父亲也很紧张，每天早上起来后，就打好铺盖卷，坐在屋里等着被抓。等到下午五点多钟还没事，估计这一天可以平安过去了，才叫上我母亲一起出去走走，到小吃摊上吃点东西。我母亲后来回忆说，那时她一听到喊开会，就吓得两腿打战。

后来因为重庆民生公司老总卢作孚和上海冠生园老总冼冠生相继自杀，引起震动，中央下了文件，据说开了个著名资本家的名单，四川的就有我父亲在内，要求各地不能再把这些人交给群众批斗，有问题只向统战部交代……这样，乱揪乱斗的风头才缓和下来。我父亲感慨地说，死了卢作孚和冼冠生两个人，救了我们一大群人……

在此期间，我三叔迁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