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按照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了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决定，按照苏联“老大哥”的教育模式，从1951年开始初步调整，到1952年，就是我进入大学念书的第二年，院系调整工作大规模展开。天津各大专院校，保留南开大学为综合性大学，将天津其他大学的理科专业都合并到南开大学。南大财经学院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应属理科，所以，在南大保留下来。南大经济系除政治经济专业外，原南大财经学院的其他各系全部归并到另成立的天津财经学院。天津其他大学的工科专业则全都合并到天津大学，如南大化工系、机械系等都并入天津大学。

那一年，因院系调整，牵动太大，暑假结束后，我们推迟到11月才开学，搬到南苑，旁边是天津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后，按照苏联的模式，毕业考试的方式，从笔试改为口试。还采取了苏联的五分制。当时认为，以前的教学体系是欧美的一套，属资产阶级的，是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效劳的，必须铲除。

我扮演美国资本家

经过短暂的较量和思考之后，我们多数同学被迫接受了现实，只好安下心来念书。

在政治方面，有了在重庆巴蜀中学的教训，我十分谨慎小心，处处注意，不敢像在中学时代那样乱说乱动。我自己感觉似乎变了一个人。

我在那里生活很不习惯，很苦。过去，我那么一个优越环境，结果现在是十六个人住在一间房，我睡觉受到了很大影响，现在有同学见到我都还在笑我，我为了睡觉的事情打架是最多的。他们都说老康睡觉是碰不得。我有一个同学，谈恋爱，晚上要十一点多才回来。我就睡不着，他回来晚了，就要影响我的睡眠，等他都睡着了，我还没睡着。那个时候真是苦。我咬着牙也就坚持下来了。

实际上，我的好动性格，乐于组织和领导周围的同学，尽情发挥个人作用，影响一片人的本性，却没有变。只是从过去热衷于关心政治局势，转为组织同学们进行各种有益有趣的文体活动了。

例如，我出面成立了摄影小组，开办业余培训班。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教具。许多同学就是在此时学会照相、洗相等技术的。后来有两个同学还当了摄影记者，说是在我这里受到的启蒙。南大经济研究所有两个毕业班，他们毕业的时候照相，都是要我去，叫我“康技师”。

我还参加了全院（即财经学院）的话剧活动，我们还在班上成立了戏剧社，组织同班同学演话剧，我担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