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同学都没有舞台经验，记得有一位同学担任的角色，应听到枪声后倒地死亡，由于他没有演戏的经验，又加上紧张，枪声还没响，他就先倒地“死去”，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

我们学院还到天津城里演出过《最后的窗口》，是揭露美国资本家残酷压迫工人的，我在剧中扮演一个美国资本家。我还为我们系导演了《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几部话剧。

直到我写这份回忆录时，一位与我仍保持联系的南大的同班同学还说，老康能量很大，有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在潜移默化中，迅速地影响着大家。这位同学举出一些例子，如吃辣椒的爱好，抽香烟等，几乎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受我的影响而学会了。还有玩桥牌，以及四川地域性的娱乐——打“戳牌”（以骨牌为内容的一种纸牌）等，都被同学们所接受，成为课余的一种娱乐活动。

从此以后，大家都以为，可以安心坐下念书，充实自己。实际上，形势的发展，谁也无法预料。

我们念书的板凳还没有坐热，政治运动就一个接一个地展开了。

我成了专案调查对象

思想改造运动，先批教师，后批学生。每个学生作检讨轮流过关。我与其他同学一样，作思想检查。

一位干部这时提出，康某的问题并不简单，他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组织过社团，要成立第三党，本质反动等等，批了我一通。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将对我吹起的劲风来势不小，但没想到，巴蜀中学这么快就把我作为反革命对象，整理出的一大批材料已寄到天津公安局了。

自从我考入南大上学后,就想踏踏实实念书,充实自己,以后做一个有真才实学，自食其力的人。再也不想从政治方面去寻觅什么。我有充分的自信心，认为自己只要肯干，是可以做一番事业的。

大学四年，我从不与同学谈及自己中学时代的往事，我认为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要从头开始，我安慰父亲说，不要为我操心，自己有本事，会有前途的。

以前我不愿教书，现在也塌下心来，我也看清楚了，我这种出身的人，在这个社会里是不可能被重用的，任何领导职位也不可能给我，只能当个小职员。我认为自己有口才，可以教书。教师是自由职业者，不坐班，有寒暑假，社会地位也不差——“人民教师”，当时还美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呢。

我的思想转变了，接受现实，接受时代安排的职业，却未预料到，我的苦难的政治历程才开始了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