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1日我班同学在南开大学门前合影

但这四年里，对西方的经济学讲的是什么，学校一点也没让我们去接触、了解，经济系主任季陶达是早期留学苏联的留学生，他讲的第一门课程是政治经济学（他只讲资本主义部分）。季陶达讲课有个特点，就是他从来不发讲义，当时他主讲政治经济学，也没有教科书，我们就只能听他口头讲。他搬把椅子坐在那里，让我们围着他听，他说一句，我们记一句。他讲话带有浓厚的浙江口音，声音又小（因他耳朵有病，受不了声音大的刺激），所以他讲的东西我们经常都听不懂或听不清，虽然他说要是哪句话我们没听懂可以举手问他，他再重复一遍。但他讲课有个习惯，有时讲着讲着会闭上眼睛，等他睁开眼睛，发现有同学举手提问时，要问的问题已经讲过好一阵了。害得同学们每次下课后都忙着对笔记。他讲一小时的课，我们要两三个小时来对笔记。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季陶背”。我有时实在记不下来，就大叫一声“没听见”，成心气气他。

他讲的另一门课是经济学说史，是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课，当时也没有教科书和参考书，他也不发讲义，也是靠他一句一句背出来，我们一句一句记下来。他不是介绍某一个经济学派的理论有些什么内容，而是只把一些非马列主义经济学派的学说抽出一些所谓的“基本观点”，有的就是一两句话，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批判一通，至于这些学派到底说的什么，我们根本不明白。

后来才听说他是在苏联留学时正碰上“肃反”，领教了苏共整人的那一套，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他坚持不写讲义，不给人留下白纸黑字的东西——但是他仍然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被当成“托派”，批斗得很苦。

还有点让人不理解的是，留学苏联的季陶达讲政治经济学，却只讲资本主义部分，而让另一位留学资本主义法国的龙吟来讲社会主义部分。龙吟的名字，在医务室的病历上被错写成了“龙哈”，我们在背后就叫他龙哈。他是被送到法国去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学回来教我们的。他大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对他讲的一些东西非常反感，例如：他说劳动竞赛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生产率不断增长，也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想不通，这些算什么规律？但也不敢正面否定他的说法，所以我就旁敲侧击来提一些问题，给他找一些难题。他有时讲课中会自己改口，如说：“资本主义……啊，不不不，帝国主义……啊不不不，资本主义……”我就会问：“到底是帝国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所以直到现在我的老同学高粤江还笑我过去爱提怪问题。因为这样，龙先生对我就有很大的意见，根据当时苏联的考试方法，学生的考试成绩分数如果高于平时成绩的话，认为他有发展，计算总分时应该按他的考试成绩给他高分。可是龙教授在我考试完了之后对我说，你的口试是四分，但平时成绩只能给三分，所以你的总分是三分，我就笑笑，三分就是及格，这门课及格就算了。听说龙先生后来在“文革”中也被批斗得很苦，经常自己站到毛主席像前面去“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