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却与政治挂上了钩，一些“积极分子”以为：一定是康国雄派雷雨生去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构联络……

以后，雷雨生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工作颇有成果，多次出国演出，后任沈阳歌剧院院长。现在广州南洋师范学院音乐系任系主任。

凡是调查人员问及的，要我交代的，我都忠诚老实地谈了，写了。但我绝不乱说。

据了解，调查我的专案小组十分辛苦，千里迢迢走遍了全国，对和我交往的同学以及与我有来往的所有的人，都一个一个地进行了调查，很多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据说调查人员跑遍了中国，甚至一些边远地方都去了。调查时间长达近两年，无非是那些臆想出来的“政治问题”。

天津市公安局专门讨论我的案子。当时，有人建议先把我抓起来，据说，有一位头脑清楚的处长说：“这些都是二十来岁的孩子，先调查完了再说。”就这样，我幸免于难。

天津市公安局立案审查我期间，经常以青年团干部名义出面，向我了解巴蜀学校报送材料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我口头上交代清楚了，还让我一字不漏地写成书面材料。当然，蒋介石和我的关系是其中的重点。

直到1953年，经过两年的重点审查，最后的结论是：“属思想意识问题，不予追究，严肃批判”——当然，这个结论也是在几十年后，“文革”后期我才知道的。

“马列主义”专门人才

四年大学课程，基本上是按苏联“老大哥”的大学教学大纲搬过来的，我们可以说是系统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学习，虽然我们不可能把马列主义的书籍全部都读一遍，但是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我们都比较系统地读过一些，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去通读了一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共产党宣言》、《工资、利润和价格》等，我们也系统读过。我们基本上把苏联政治经济专业的东西全学完了。初步了解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