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

鲁迅的耳光扇给谁

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这话是一位叫王朔的小说作家说的。文章叫《我看鲁迅》，载于二○○○年《收获》第二期。同期发表的还有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正是这两篇文章，引发了一次关于鲁迅的再评价。

王朔的文章中，还有一些精辟的话。比如：各界人士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什么时候到了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若想精神自由，首先就要忘掉还有个“精神自由之神”。这些话，都是针对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说的。王朔不光小说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作家中，他能够放言无忌，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谈论鲁迅，必然要涉及鲁迅研究的状况。由王朔的话切入，可说一步即登堂奥。

在中国，确实有一大批“吃鲁迅饭的人”，靠研究鲁迅获得职位、职称、声望，获得安身立命、扬名显身的本钱。俗称鲁研界，就是鲁迅研究界的简称。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团体。研究《红楼梦》的叫红学，也可说是红学界；研究钱钟书的叫钱学，也可说是钱学界，都是以研究对象命名的。独有研究鲁迅的不是这样，是以研究者自身命名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脱离研究对象而自成一体了。

从机构上说，北京有个鲁迅博物馆，出版《鲁迅研究月刊》。上海有个鲁迅纪念馆，出版《上海鲁迅研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有个鲁迅研究室，没有刊物，主要职责是编辑鲁迅研究资料。此外，好些大学里，还有各地的社科院里，也聚集着一批专门研究鲁迅的人。

上面说的三个机构，分工似乎各有不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做的考证比较多些。比如他们把鲁迅去世前拍的X光片，几十年后拿出来让医学专家论证，看鲁迅当年得的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该不该那么早就死了。这是很有意义的。社科院的鲁研室，主要做资料整理的工作。在张梦阳的主持下，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版了《1913　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大册及索引一册。可说是鲁迅研究资料的集大成，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成为鲁迅研究的必备之书。张梦阳近来又出版了三大册《中国鲁迅学通史》，从史的角度对鲁迅研究做了周密的梳理。这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和其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是鲁迅研究的大本营，是出思想的地方，是把关的地方。不光代表着鲁研界的水平，也代表着鲁研界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