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在鲁研界，张梦阳是个在资料上下了大工夫的人。他对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的水平，该是心中有数的。二○○○年王朔的文章发表后，他也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说得就比较客观，比较真实。文章名叫《我观王朔看鲁迅》，发表在当年第四期的《文学自由谈》上。文中引用了他过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1995年在张家界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我谈谈历时九年、编撰《1913　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我在一再催促下终吐真言：“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95%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百分之五谈出些真见。”话一出口，全场哗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卧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责者有之。林非先生为照顾大局，说我发言欠妥，我也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占百分之五，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百分之一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模式中重复啊！是一味诠释、演绎别人的观点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时，竟有那么多的学有素养、功底颇厚的学者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上争论不休，浪费着自己宝贵的才华和只有一次的青春与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陈腐的奴性原则和傲然的“一瞥”来封杀指出其中奴性的语者！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46页）

文中提到的林非，当时是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副会长。

张文中还说，到如今，也就是到写文章的二○○○年，鲁研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谈出了真见。

看了这些数字，只会让人感叹，真是祸国殃民，既害人又害己。就这一百篇，也还是个夸大了的数字。就算是一百篇吧，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新中国成立前写的，比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现代评论》上发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的。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一部鲁迅传，是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惜不是在大陆写的，是在香港写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在大陆出版。要是把这些都除过，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里，一年还平均不下一篇。而那一万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新中国成立后写的，八千篇文章除去五十篇有真见的，是七千九百五十篇。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经刊物上发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个学者，七千九百五十篇可以造就一千五百九十个学者。这将近一千六百个学者，几乎全是做了无用功。

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