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鲁迅赴日本留学时，正当日本明治三十五年，适值日本最初的“尼采热”处于峰巅之际。在他留学的年代里，日本文学中尼采热逐渐减退，不久即迎来自然主义的全盛期。但是，作为一个清国的留学生，深知国事多艰，急欲求得治救之道，最易接受的还是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从另一面说，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东京时期和鲁迅最为亲近的周作人就说过：“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考虑到说这话，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作人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不妨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缩小了的民族主义。

伊藤虎丸在《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一文中说：

鲁迅基于对“个人主义”这一西欧价值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优越性的深刻认识，当然对与之“如同水火”般相异的传统思想予以严厉的批判。彻底否定传统，激烈嫌恶庸众，对本国国民的民族陋习刻薄地讥讽，是鲁迅与尼采的共同点之一。（《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0　71页）

在鲁迅接受尼采思想这一基本事实上，日本学者竹内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且有自己独创的概念。同是接受尼采思想，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回心”，一是“转向”。回心，原是佛教语，意思是忏悔过去的罪恶，信奉佛教，从而达到悔改自新。转向则不同，是改变或转换自己原有的思想、立场或方向的意思。在日本，“转向”一语本来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由于政府、警察的压制和压迫，迫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或者受其影响的青年文学者，抛弃或表示自己的思想的现象。回心和转变，都意味着“改变”，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但是，回心是通过“抵抗”而后改变的，而转向是无媒介地（趋向有支配性、权威性的思想）改变的。在竹内好的论述中，“抵抗”也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就是“固执（坚持自己）”的意思。

明白了竹内好的这些独特的概念，下面伊藤虎丸这两段剖析就不难明白了：

他（指鲁迅）掌握最根本的欧洲精神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正是其自身通过内在的国粹精神的“抵抗”才开始成为可能的吗？前文所述他对欧洲近代精神的“异质性”的惊愕，不正是这“抵抗”的一种表现么？由此可见，鲁迅的尼采观与同时期日本文学的尼采观之间，似乎没有理由不承认在本质意义的深刻的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本的理由，我认为也在于前文引用的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日本人的“善于领会接受”和鲁迅的强韧的“内在国粹精神”之“抵抗”性两者间的差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