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而转向无须媒介”。鲁迅的尼采观或他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倾倒，并不意味其民族精神文化的“转向”，而是民族精神的“回心”。这一点，从他对“轻易的融合”、折衷、无批判地输入新思想的抗拒，和强调了欧洲精神的异质性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他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称之为“民族精神回心的文学”，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的论述。（《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1　72页）

总之，伊藤虎丸的结论是，必须指出，鲁迅的思想骨骼，即使在他的“前史时期”也已具雏形，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已成为贯穿他整个作家生涯的主导。这里说的“前史时期”，是指鲁迅的留日时期。也就是说，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回国后从事的文化政治活动，都可在留日时期寻找到思想的脉络。

这样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觉得，日本的研究者，还是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不管在日本期间，尼采的思想对鲁迅有多大的影响，要寻按鲁迅思想的脉络，都不能离了前面提到的那两个方面的影响。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综合的作用，才形成了或者说是组合成了鲁迅思想的整体。仅仅任何一个方面的思想资源，都无法包容鲁迅思想的丰富性或特异性。

鲁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思想，不能光凭他早期的那几篇文言论文中所说的那些话，如《文化偏至论》中所说：“尼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不光是《文化偏至论》，还有《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也就是收入《坟》中排在前面的四篇文言论文，我们都要辩证地看待。不管怎么说，对这几篇作品，鲁迅是有言在先的。在该书的《题记》中说过：

这是我做的吗？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是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

有人说，这是鲁迅的伟大的谦虚。我不这么看，细读这几篇文章，作者说的这些毛病确实存在。比如冗长，比如生涩，比如怪句子和古字，历历在目。尤其是《摩罗诗力说》这篇，不是简直是生凑，而是就是生凑。至于文章中的几个诗人，先前怎样让他激昂，怕也不可全信。要保留下来，总得寻个说得过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