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上文，鲁迅又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这话怕也说得太过了，比如“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怕就不确。我不知道，鲁迅说的这几个诗人中，包括不包括但丁、果戈理（他译鄂戈里）、拜伦（他译裴伦）、雪莱（他译修黎）、济慈（他译契支）、荷马（他译鄂谟）、彭思（他译朋思）、普希金（他译普式庚）？若包括，我不相信从五四运动到鲁迅写此序言的一九二六年，这六七年间竟没有人提起过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既然说这“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个，便可知其立论的荒谬。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报副刊》上载有仲密的文章《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  Byysshe  Shelley，即雪莱，也即鲁迅译作修黎者也。《摩罗诗力说》中对雪莱的介绍，较之其他诗人为多，整整一节（第六节），不足两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约三千字，不仅介绍了雪莱的生平和思想，还译了雪莱五六节诗（有的是诗剧）。关于雪莱，周作人不光写了这篇介绍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上，还登载过他译的雪莱诗《与英国人》。

雪莱、济慈这几个诗人，徐志摩、吴宓也多次提到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期，那么多英美留学生回国了，只要一写谈英诗的文章，怎么会不提雪莱、济慈、彭思这些大诗人呢。真不知道鲁迅写序言那会儿是怎么想的。不敢说心态不正常，至少也是虑事不周吧。

再就是，这篇《摩罗诗力说》，无论是篇幅还是写法，都像是一篇“杂凑”的文章。一下子论述了七八位欧洲的著名诗人，说是对他们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受尼采思想的影响还是明显的。

仅此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时政的杂文中，还是与对手的论战中，都提不出什么系统的明确的社会理念。“个人主义”、“超人”云云，只可藏在心里，是说不出口的。那么他就只能是从少年时看过的书上，古代的人与事上，亲历的世事中，寻找实例的证明。所谓的理论，不过是旧文人常说的民生多艰、家国一理、修齐治平那一套空话、大话。最明显的是，对人的评价，总也出不了君子小人之别，顶多变个法儿，把本来要斥之为小人的，反讽为“正人君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