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要说到刘与徐的关系。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初，徐志摩初到北京，先住在瞿菊农家里。瞿家不大，居住不方便，几天后便搬到陈博生家里去住。陈博生是《晨报》的总编辑，撤稿事件发生时，陈博生不在北京，刘勉己代理总编辑，就是代理他的。再就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首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背景，刘勉己怎能容许在《晨报副刊》上登载公然嘲讽徐志摩的诗作呢？

这也就是刘勉己连声说“要不得”，又不便明言的原委了。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鲁迅的稿子，是不能不登的，受此耻辱，要辞职也在情理之中。正如他自己一年后在《京副一周年》中所说：“这是我平生未有的耻辱，如果还有一点人气，对于这样的耻辱当然非昭雪不可。”

孙伏园所以辞职，及后来创办《语丝》，跟周作人也有相当的关系。孙伏园在《京副一周年》中有这样的话：

《语丝》五十四期里，周岂明先生已经提起这件旧事。所谓“这件旧事”者，关于上面所讲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还只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关于岂明先生的《徐文长的故事》，岂明先生所说一点儿也不错的。不过讨厌《我的失恋》的是刘勉己先生，讨厌《徐文长的故事》的是刘崧山先生罢了。（《1913　1918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第108页）

《语丝》第五十四期里，有篇周作人的《答孙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谈到了他的《徐文长的故事》的禁止续载，也谈到了后来《语丝》是怎样创办的：

你当然还记得《语丝》创办的历史。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的故事》，不知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大家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在开成茶楼集议，决定发行这个连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加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只须看前回的大虫事件便可明了，我们非绅士之手段与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

这里说的“大虫”，不用说是指章士钊，“大虫事件”非是指女师大风潮，而是指章士钊倡导的读经书。

周作人这段话很重要。既说了《语丝》是怎样创办起来的，也说了创办起来专门对付谁的。就是对付洋绅士的，或者说是那些和他们意气不投的“绅士与学者”，说白了就是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撤稿事件，接下来会有一个又一个的连锁反应。先是《语丝》的创办，接着有《京报副刊》的创办，胡适、徐志摩、陈西滢那边，立即做出反应，创办了《现代评论》，到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又接手《晨报副刊》。这样一来，英美派和法日派，或者说是留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以早期留日学生为首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或者径直说是新派和旧派，便都有了一报一刊作为各自的阵地。

《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读书网·在线试读连载完毕，更多精彩，请参见原书。呼吁您购买正版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