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程红兵

据说在二三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是某些虚荣青年用以抬高自己身份而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今天，我套用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只是取其“炫耀”（或者用个褒义词叫“自豪”吧）之意，以表明我与程红兵之间实实在在的朋友关系。

是的，程红兵这位朋友是足以让我感到自豪的。

我第一次看见“程红兵”，就觉得有一股火药味，不光是由“红兵”而联想到“红卫兵”进而再想到一个充满“红色海洋”的年代，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名字当时是和一篇文章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在这篇文章中，程红兵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魏书生老师关于“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等一整套“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提出了质疑：“……十分的严谨，十分的有序，十分的细致，十分的规范，用于生产可以出标准的器件，用于育人，则并不妥当，千篇一律，标准规范的器件是好器件，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章绝不是好文章，而用于一个模子塑造出统一的标准化的人，那只是对人性的扼杀，绝不是教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到这里，我当时的确是拍案叫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