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好像是10月吧），我突然收到程红兵的一封信。我很奇怪，因为虽然我早就开始和他进行精神交往，但我们毕竟从未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红兵来信是向我约稿。原来，他受聘于《语文学习》，主持1998年即将新开设的栏目“青春书架”，专门给中学生推荐优秀书籍。看来他也早已把我当成朋友了，来信没有什么客气话，直截了当地叫我写写这方面的稿子。

《语文学习》本来就是我十分喜爱的刊物，何况又是红兵之约，不多久，我就写下一篇《不能忘却的纪念》寄去，推荐的是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可是，稿子很快被退回，说是“反映‘文革’的书暂时不宜给中学生推荐”云云。当时，我想：红兵居然如此保守！反映“文革”的书为什么不可以给中学生推荐？有趣的是，红兵枪毙了我的稿子却要我重写一篇，说是在他收到的几篇稿子中，我的“文字最好”。说实话，如果依我的脾气，我是不想再写了。但是，仍然因为是我所敬重的红兵，我重新在我的书架上选了一本《爱的教育》，写了一篇文章给他寄去。不久，我接到红兵的电话：“稿子写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栏目对稿子有一些体例上的具体要求，请你按要求重新改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但我并不激动，好像我们本来就是很熟悉的故友了，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好，放心！我一定修改。”放下电话，我却想：这个红兵，硬是要把我“折磨”够！不过，我由此感受到了他做事的踏实与认真。这种踏实与认真感染了我，我于是老老实实地把《推荐〈爱的教育〉》修改了一遍。后来，这篇文章在1998年第1期《语文学习》上作为“青春书架”的首篇“样板文”登出，编辑在“编后小记”中把我“吹捧”了一番后特别指出：“……这次，他的《推荐〈爱的教育〉》一文三易其稿，为‘青春书架’栏目的个性与定位，作了有益的尝试。”我想，大概红兵也觉得折磨我有些过意不去了，想以此来“抚慰”我“受伤的心灵”吧！

就这样，我和红兵开始了文字之交，在他的鼓励下，我又寄去了推荐《傅雷家书》、推荐《孟子》、推荐《相约星期二》等书的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