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剖析“文革”的文字——文艺作品、学术著作、论文随笔可以说汗牛充栋，和这些东西比起来，巴金的随想录中关于“文革”的论述，既无学术性，也没文学性，更谈不上深刻，但一句“建立‘文革’博物馆”，不但当时就属于犯了大忌，而且至今还有人因此对巴金咬牙切齿，仅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看到巴金的无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巴金的无畏绝不仅仅针对别人，而更是针对自己。当大家都在诉说自己“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时，同样遭受过不幸的巴金却在拷问自己：我在历次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巴金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文革”。1980年4月，巴金到日本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真正是一种大无畏！

我曾读到著名海外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巴金刻薄的评价，我当然不敢苟同。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读者，我没有夏志清那么渊博的学识，但我仍然有权利为巴金辩护。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作家过多地将精力集中在社会问题上，许多具有很高天赋和才华的作家之所以没有最终创作出一流的世界经典小说，则是因为他们过多地将自己的才情挥洒在社会事物上，小说的创作仅仅成为他们思想的传递方式或政治见解的宣传品。他说：“中国作家由于整日惦念的都是国家与社会问题，因此他们所求之于西方小说家的，主要还是知识上的同情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