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这些作家的思想和说教，拼命吸收，却很少去注意艺术上的技巧问题。”我认为，20世纪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苦难，夏志清坐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优雅心态是无法真正贴近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作家的心灵的！面对苦难的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呻吟的人民，面对残暴到极点的侵略者和独裁者以及奋起抵抗的弱小民众，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如果不“整日惦念的都是国家与社会问题”，他会感到羞愧甚至可耻！和平时期读有些纯文学的文字，我们会感到生活的有趣或美好，但在三十年代民族危亡的时候，一些悠闲的文人视民族苦难而不见，通过娴熟优美的文字谈“喝茶”，谈“女人”，谈“幽默”！这样的文字放在今天我一样喜欢，但在当时，“文学”是有了，良心却没了！巴金多次否认过自己是作家，他说他不过是面对令人窒息的中国，写出了“我控诉”！他没有想过所谓“纯艺术上的技巧”，只是凭着知识分子的善良与正直写出了自己的见闻和心声，因此他便成了中国的良知！这一点，外国人或者某些华裔学者是否认可，无关紧要，关键是巴金因此而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敬意！

巴金不是深刻的，但是善良的；巴金不是煽情的，但是真诚的；巴金不是尖锐的，但是敏锐的；巴金不是英勇的，但是无畏的——巴金不是文学大师、思想巨匠，而是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人！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1936年3月11日那个寒冷的夜晚，面对白莽用生命写就的《孩儿塔》，鲁迅写了这样一段话。此刻，我愿意借鲁迅这段话评价我心目中无畏的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