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阿米尔举起手，做投降状，试图阻止我：“我能怎么办呢？她快疯了。她说她已经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联系到你了。”

“她很有说服力，不过只是演戏罢了。如果你再见到她，让她远离这里。不要让她靠近我半步。”

“好的。”很显然，他有一种挫败感——对于那个他以为是我朋友的女人过于礼貌了，“她坐在轮椅里。你让我怎么办呢？”

“轮椅？她长什么样？”

“年纪比较大。黑色的上衣，黑色的长裙。这天气穿这些肯定很热。她乘坐可供轮椅上下的货车来的。”

原来他说的不是厄里斯，而是伊夫琳，我们以前的女管家。

“对不起，阿米尔。我太累了，误解了你。让伊夫琳上楼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有说什么吗？”

“敲门没人答应后，她就走了。”

我向他描述了厄里斯，让他一发现她就立刻给我打电话。他不能离开服务台，于是我们叫醒了管理员，让他陪我上楼。我想确保不会再有什么意外的“惊喜”等着我。

我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不过不是令我害怕的那种“惊喜”。我在屋内拾起了一张从门缝塞进来的字条。对折的羊皮纸上潦草地写着我的名字，像是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一页纸。现在这里再安全不过了。

请于明早6点在开伯尔山口餐厅见我。

我要和你谈谈关于塞缪尔的事——十分紧急！

签名是托马斯·扎卡尔。扎卡尔？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耳熟，是塞缪尔在伊拉克时的一名助手。我从未见过他，不过哥哥经常提起他。他是伊拉克人，文化人类学家。“非常聪明的小伙子，”塞缪尔说过，“总是不知疲倦。”

我走进客厅，翻看我们的影集。塞缪尔总是一丝不苟地给每张照片贴上标签，我很快就找到了几张他工作地的照片。其中几张就有扎卡尔：一张是他跪在塞缪尔身旁，在沟渠里测量一件人工制品；另一张是他和塞缪尔黄昏时在帐篷里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