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回来之前，他在我们最后的一次通话中告诉我博物馆的毁坏情况。“本来更糟糕。”他说，“幸运的是，博物馆的员工颇有远见，事先将一些展馆清空了，并且隐藏了数百件物品。事后，美国调查队也很精明。他们采取‘无可奉告’的战略，并且在市场和清真寺大力宣传。这确实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和损失相比，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如果博物馆员工已经将很多重要的物品藏起来了，那么为什么塞缪尔还要保护其中一件呢？没有更多的信息，我是不能找到他的动机所在的。当我们谈到博物馆被洗劫时，他崩溃了，在电话里大哭起来。放弃他的价值观去保护一件被偷的物品肯定使他痛不欲生。

电话响了，是我的座机。很少人知道这个号码，更别说打了。

“我是约翰·麦迪逊。”

“约翰，我是安迪·斯坦。最近好吗？”

“嗯，事情多得成堆。很感谢你在周日打来电话，安迪。”

“别客气。听我说，你知道我经商，在……这件事……上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认得一个刑事律师。他叫约瑟夫·瑞尼克，非常精通业务。我把你的情况简单地跟他说了一下，你应该尽快和他联系。”

“好的。我怎么联系他呢？”我草草记下了那个人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

“哦，对了。他可不便宜。”

“怎么说？”

“我也不好说，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不是吗？他想先要点预付费用。”

“你觉得大概要多少？”

“至少要几千。”

我有5张信用卡，但只有一张有余额，况且还没有那么多。该怎么筹钱呢？我的生活时饱时饥，眼前我正处于饿死的边缘。过去塞缪尔总是帮我渡过难关，但现在只有先将他的财产办妥了才有可能。

“你知道要多久才能将塞缪尔的财产算清楚吗？”

“这种情况下？如果事故一方有罪的话，就不好说了。我不是做财产这一块的，不过这估计需要很长时间。”

我挂断电话时，门铃响了。阿米尔说有我的一封信，他帮我带上来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打开门，吃惊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