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主要是文学作品成了我有力而有效的教育“工具”。除了前面提到的《青春万岁》，还有《爱的教育》《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青春之歌》《卓娅和她的弟弟舒拉》……语文课上，班会课上以及郊外山坡草地上，我和我学生的心灵一次次沉浸在来自文学的人性美之中。星期天，我常带着学生到野外去面对大自然进行“文学写生”：在峨眉山，在乐山大佛对面的绿岛上，在朴素的农舍前或静静的小河边，我引导学生用笔将自己的心灵所捕捉到的大自然之美用诗或散文描摹出来，让他们在感受自然的同时净化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无法想象，离开了学生的生活与心灵，所谓“语文”还有什么生命力？实际上从那时起，我已经开始了“大语文教育”的实践。除了“未来班”教育教学综合实验，我还在乐山市教科所唐建新老师的指导下，搞了一轮“以思维训练为中心，以口语训练为突破口，全面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课题实验。同时，在1985年，我写成第一篇语文教改论文《变语文教学为语文教育》。正是从那时起，除了特指语文课堂教学，我一般都用“语文教育”而不用“语文教学”的概念。显然，这不仅仅是词语的取舍，而是教育观念的选择。

以“未来班”为代表作的教育浪漫主义给我带来了喜悦——我的班级的确营造出了上世纪50年代那种温馨透明的集体氛围，朋友们都说我班的学生特别“纯”。但是，1987年底乐山市一位叫宁小燕的女中学生自杀的事件，把我从教育浪漫主义的沉醉中唤醒。这位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因不能正视社会丑恶而成为“真善美殉道者”，面对她“纯洁的心灵”，我不得不反思我的“玫瑰色教育”。

我无意彻底否定我青年时代的教育浪漫主义，至今我的教育还时时涌动着青春的浪漫激情；但是面对已经迥异于50年代的社会现实，面对新时期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停留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缅怀而不及时更新内容，甚至只继承而不创新，那就必然会被社会和时代抛在后面。纯粹的浪漫主义教育当然很温馨，但带着梦幻走向社会的学生们很难不感到迷茫，至少是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