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呼唤教育家》。我“呼唤”的本意在文中说得很明确：“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急切地期盼着一大批教育家；而教育家的诞生，需要有一个良好宽松的社会环境，即吕型伟先生所说的‘我们应当创造条件，让一批中青年教育家冒尖，承担起教育的历史责任’。”但有人仅从标题就理解为当代中国已经有了教育家了，需要把他们“呼唤”出来。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并不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如吴非调侃地那样“遍地教育家”了，甚至如果苛刻地看，真正让我心悦诚服能够认同的教育家是不多的。在《中国呼唤教育家》一文中，我提出了教育家的四个条件：“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有长期的第一线教育实践。”对比这四点，除了最后一条我算是具备了——从参加工作那天到现在，除了短暂的进修学习，我一直担任班主任并从事语文教学——其他三条我差得远呢！

我有“超越世俗的高远的追求”吗？很多人以为我有，其实我没有。我曾经说教育者的最高境界是对教育有着宗教情怀，陶行知有，苏霍姆林斯基有，魏书生有，崔其升有，但我没有。把教育当宗教，意味着教师不会让教育带上丝毫的功利色彩。我不敢说自己没有一点功利色彩。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一个教师都把教育当宗教，但作为教育家对教育一定要有宗教般的情怀，我对教育虽然也很痴情很执著，但更多的属于兴趣，最多是当做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