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属于自己的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吗？也没有。我从来不认为我的教育观点有任何原创的性质。我多次申明过，我的一切思考与实践都是对老一辈大师和同时代名家的思想和实践的学习与运用。也许在一些细枝末节具体的做法上，我有些所谓“独创”，但从总体上说，无论理论还是操作，我都是对别人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和借鉴，连“发展”都谈不上。但我并不因此而自卑。结合自己的实际继承别人的理论且借鉴别人的实践，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坐享其成地运用他们的思想种子，而在我的教育园地开花结果，同样光荣，令我自豪，我很得意，也很幸福，常常“偷着乐”。但我并不具备教育家的理论创造。

我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修养”吗？更没有了。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做《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谈不上》。标题这句话是我的导师朱永新老师和我聊天时说的。我当时也说，面对真正的大师“文革”期间接受教育的我们只能算“半文盲”。这些话并非我们谦虚，而是事实。我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上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的教育水准大大下降了。我这样说的依据是，我所知道的真正的大师，都是民国教育的成果：科学方面的如杨振宁、钱学森等，人文方面的如钱钟书、季羡林等人。名人我就不说了，就说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吧，他是九十高龄的我岳父万鲁君老先生。在我和我女儿的眼里，他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我女儿经常说：“外公怎么那么有学问呢？什么问题都难不住他。”他年轻时所学专业是法律，但他精于文史哲，诸子百家烂熟于心，且数理化、生物、英语、医学等都有所涉猎。在大学里，他还自读了《资本论》。并不是大学中文专业的他，解放后却当上了中学语文教师，直至退休，也没有评上什么“特级”之类。我刚分到乐山一中时，他还没有退休，和我是同事。我听过他的课，他的课上得非常好，厚重的学问功底，使他对教材的驾驭游刃有余，课堂上妙趣横生。但他的藏书却很少，远远不及我的多。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的学问全部装在他的肚子里，还要那么多书干什么？他的学问我一辈子都赶不上；而我没什么学问，“学问”自然都堆在书橱里。以前我在乐山一中任教时，他就是我的“教参”。就是现在，有时遇到难题，我也还是打电话到乐山向他请教。面对身边的无名大师，我敢说我是“学者”吗？连学者都谈不上，还敢说什么“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