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高”“从严”要求，并不意味着僵硬死板，相反，在具体教育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是相当生动灵活而富于启发性的。彭端淑讲学特别注重形象，常常用比喻来说明道理。他的《赠僧》一诗，便是借蜀中一和尚远赴京城背回韦驮佛像的事，教育学生为学必须刻苦，立志务必躬行：“有僧远自蜀中至，赤足峰头向我鸣。欲刻韦驮镇佛寺，为求巧匠到京城。一瓶一钵随缘募，千山万水背负行。志士苦行能为此，人间何事尚难成。”清代锦江书院的另一位院长宋在诗用“春风凭汝坐”的诗句来描述石室的教学情景，当年学生如沐春风的精神面貌和师生心灵相通的和谐氛围，由此可见一斑。石室的教学灵活还体现在教材的选用上，上世纪30年代，石室的国文教材既有《史记》《汉书》，又有白话新诗；英文选读《天方夜谭》、《莎士比亚剧本》。1938年春天，时年26岁的青年诗人何其芳登上石室的国文讲台时，他给学生们讲课用的教材，是他自己选编的铅印活页文选：从朱自清、茅盾，到高尔基、马克?吐温……第一课便是鲁迅先生的《娜拉走后怎样》。

石室学子从来都不是闭门读书的书呆子，因为在提倡刻苦攻读的同时，注重生活与社会实践，也是石室的传统。文翁执掌石室时，就常常带着弟子出巡，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德才。民国时期，石室校园的学生社团林立，编杂志、编墙报、平剧社、乐器组、合唱队，如雨后春笋；当时石室的篮球队和排球队，雄踞成都各中学之首。直到今天，成都石室中学的学生文体活动仍然十分活跃——管弦乐团驰名巴蜀，女篮健儿们甚至驰骋到了美国的赛场上。

于是，古老石室便孕育了郭沫若瑰丽的诗歌、李劼人凝重的小说、王光祈迷人的音乐、周太玄科学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