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今天就读于石室中学的学生，只要一打开语文书，往往在不经意间就会撞到作古的“石室校友”：学文言文《为学》，老师会告诉学生：“这是我们石室老校长写的一篇文章呢！”因为作者彭端淑曾任锦江书院院长；吟诵着现代新诗《天上的街市》，同学们体会到老校友郭沫若那浪漫的想象与恣肆的激情；著名诗人何其芳20世纪30年代曾执教石室，语文课本里一首《我为少男少女歌唱》成了他献给新一代石室学子的激情诗篇；学现代散文《我的老师》，老师会告诉学生，魏巍笔下的蔡老师给孩子们朗诵的那首优美诗篇《过印度洋》，正是周太玄从石室出发远涉重洋时在海轮上吟成……

——可以想象，当孩子们读到这些课文时，心中会涌动着怎样的自豪感！

名师云集，高徒辈出，这是石室至今犹存的魅力所在。然而，从根本上说，这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的魅力源于石室“高”而“严”的独特教风：“从高立法，从严执行。”

这八个字，是民国初期担任石室校长的张铮提出的办学方针。那时学校招生，校门口的布告上明确写着：“本校为培养人才深造，要求严格。自认为不能接受严格教育者，勿庸来校报名。”当时学校每学期不过二十周，但石室平均却有二十三周。石室之“严”由此可见一斑。到了1934年，刘刚甫校长进一步以“整齐严肃”四字为校训，要求学生“严肃身心，接受校规”。提出：“各生仍应淬厉精神，严遵规定，毋稍逾越，俾养就刚健质朴之风，而造成中流砥柱之人材，庶不仅学科占全川之上乘，即校规亦当为全川之表率。”事实上，“从高”“从严”一直是石室的教学传统。历代石室人都以“德达材实”为育人目标。清代彭端淑任锦江书院院长时，专门写诗教诲学子们：“传语诸生相切磋，莫教容易弃前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