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真正关心的还不是这两人的个人私交，而是他们那一代著名知识分子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今天汗牛充栋的历史著述和个人回忆中，人们往往只能见到，在政治斗争的压力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或是相互攻犴的惨烈事实。而关于相对和平年间，这些大儒们究竟如何相处交往，则鲜有记录。这本书，仿佛一阵轻风，掀开学子园中的一角，让人见到一丝端倪。

请看，杨先生很干脆，笑嘻嘻地说：“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都是大会代表，只是钱锺书和杨绛不是”。“外文组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不参与者，仅杨绛一人”。“冯至同志是新北大的西语系主任，他表示我翻译Gil Blas的工作，不合适”。“我觉得一身都是错了。身属英文组，职务是‘研究’，但我却在翻译法文”。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三套丛书，“所内研究员都是编辑委员，除了杨绛一人不是”。“编委每次开会，总要到同和居吃一顿酒席似的晚饭。锺书吃饭回家，总夸香酥鸡、乌鱼蛋汤等名菜。杨绛听了很馋，但仅她这个研究员是无缘美食的”。后来还是戈宝权到了文研所以后，“他跟何其芳说，杨绛不是编委，却负责审稿。何说太不公平了，该请杨绛做编委。不料没做几天，只到同和居吃过一顿美餐。‘文革’开始了，杨绛同背黑锅”。

原来，从文研所成立的那一天起，杨绛就已经成为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人物。周扬到会祝贺，闲聊中说起中国小说，周扬说唯独《三国演义》不谈恋爱。杨绛当即反驳说，“吕布和貂蝉呢？”杨的反应之快给周留下深刻印象。随即在宴会桌上，趁所长郑振铎起身发言的当口，周扬示意要杨绛坐在他身旁郑的位子上。“第二天，周扬来文研所与研究员谈话，何其芳独不招杨绛参加”。“杨绛明白这是何其芳因昨天入席的事怒她”。杨自嘲说，“我入所就犯了一个说不明白的错误，成了个媚首长的资产阶级女性！”

外面，或者说上头，欣赏杨绛的还大有人在。除去周扬以外，还有胡乔木和夏衍。早在抗战时期夏衍就喜欢杨绛的喜剧，抗战刚一胜利，从重庆飞回上海，就“托李健吾代赠他的剧作《清明前后》给杨，并索杨绛喜剧二册”。杨绛八十岁生日，没有做寿，夏衍特让女儿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胆有识，独铸伟词。而胡乔木的作用可能更大。“《干校六记》，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的十六字评语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相反，“丁玲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堂吉诃德》译完后，《世界文学》要求连载，外文所领导说：‘此非新书，译的很多，不用登了’”。出版社要求译者写序，“据杨绛说，外文所领导体谅她‘下笔即错’没让她写”，以至于没有序文的《堂吉诃德》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中“唯一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