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香港飞往墨尔本的回家途中，罗斯在日记里写道：“中国似乎比苏联左，就像南斯拉夫比苏联右。中国似乎比苏联意识形态性更强烈，中国人更加消融在集体意识里面”。果不其然，两年后的历史，随着“文革”的爆发，证明了罗斯的观察是何等正确。更为有预见性的是，他在1964访华后的报道中，竟以这样的文字来结束自己的文章：“环视全球，从新加坡到旧金山，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小型的华人社会。但是只有在中国，你才能领略到这个大国大而可畏的文明，体验到它古朴而优美的环境。只有在中国，你才懂得中国作为一个种族和民族，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日益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识形态冲突和纷争四起的时代很久之前，中国就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她将再度崛起”。他当时的预言今天终于成为现实。

人生的戏剧性是任何人都无法自己掌握的。由于1964年曾访问过“红色中国”，罗斯虽然得到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去读博士学位，却拿不到进入美国的签证许可，直到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出面干涉，给美国驻堪培拉的大使写信，说明罗斯“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党没有任何瓜葛”。来到哈佛的头一天下午，罗斯急需找到住处，在布告栏上看见一则文告，文森先生有一间房出租。就这样，罗斯成为文森先生的房客，一位大名鼎鼎的麦卡锡主义的受害人，他的中文名字叫范宣德，是1928年开始被派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一位在“美国失去中国”之后遭到清洗的老中国通。作为房客的间接成果之一是，罗斯在畅销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范宣德先生生涯的文章，在“政治圈内产生了轰动效应，以至于国务卿艾奇逊、肯尼迪总统顾问和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以及埃德加·斯诺全都写来了“温暖人心的信件”。

在哈佛，罗斯成了费正清和基辛格俩人的学生。虽然那时中国正在闹“文革”，罗斯已经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写道：“我们再也不能拿老眼光来看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目标而已”。“现在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引起我们注意的客观对象，她和西方同处在一片广阔的大海之中”。早在那时，罗斯已经在文章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很相似，它使落后社会迅速实现现代化”。同时他也看出了问题，“当共产主义的全部目标在于将过去少数人占有财富变为全体人民拥有财富时，他们怎么克服平庸化呢？现代中国将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一显而易见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