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用罗斯自己的话来总结就是，“有三件事促使我成为公众人物”。一是在他的帮助下，澳大利亚在野党领袖惠特拉姆完成了北京之行。周恩来总理曾当面夸赞罗斯为惠特拉姆做前锋。随着惠特拉姆的上台，中澳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二是，得益于此，罗斯受《大西洋月刊》之托，写出了一系列文章和畅销书《八亿人》。这些材料很快受到白宫的重视，在他以前的老师基辛格的精心策划下，尼克松成功访华。访问期间，罗斯每天早晚两次坐在纽约CBS电视演播厅里担任评论员，向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观众解释总统访华的各种画面。

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有许多外交官和国际问题专家担心并批评美日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而罗斯则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尼克松此举对美日关系造成的破坏是暂时性的”，“日本随时可以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不久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证实了这一点”。就这样，罗斯显然又正确了一回。

罗斯的《八亿人》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日语、挪威语和德语，甚至中国大陆也内部发行了中文本，书名叫《八亿人----来自中国的报道》，译者竟然是张治中的三女儿张素初。该书出版后在世界各地好评如潮，被誉为是1949年以来描写中国最好的作品，足以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齐名。斯诺的原配夫人海伦也来信祝贺，但是却不同意作者在文章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批评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因为其缺乏资本主义的自由，而是不相信创新性人才”。海伦反驳说，“中国最有创造性的人物是毛泽东！”，“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首屈一指的创新人才”。可是罗斯回信说：“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的确具有现代的特征”，“但毛泽东和斯大林却仍然分别建基于中国和俄国传统的专制主义”。今日回首，到底是谁的观察透彻呢？岂非一目了然。

《八亿人》脱胎于罗斯本人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两篇长文，罗斯和《大西洋月刊》为此还获得了美国国家杂志奖。颁奖仪式后，由《未来的冲击》一书的作者托夫勒讲话。大概也正是由于自己一贯的“正确”，罗斯才有自信后来在《我与中国》一书中针对托夫勒的讲话说，“但我并不相信他能比我们其他人更清楚地球的未来”。至于罗斯本人后来如何精确地预见中国的未来，例如中美两国究竟在哪一年建交，甚至在毛泽东逝世两年之前就写信给哈佛社会学系的丹尼尔·贝尔教授，“展望了毛泽东逝世四年后中国的发展趋势”，还是请读者们自己去阅读《我与中国》一书，并亲自体验读书的快乐吧。

2011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