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深厚功力，有时完全似飞来之笔，让我顿悟不少曾经为之苦苦绞尽脑汁而得不出的道理。例如说到“中西书名的命名原则很不相同。书名诚小道，但小中可以见大”。他说，欧洲的书名，像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和贺拉斯的《论诗艺》，“都朴素无华，书的内容是什么，书名就叫什么，没有藻饰，没有任何花样。而中国却不尽然。我们有什么《文心雕龙》，有什么《法苑珠林》《文苑英华》，到了后来，又有什么《杜诗镜诠》，有什么《艺舟双楫》等等，等等，花样多得很。这些书名花里胡哨，形象生动、灿烂。它们与内容有联系，但有时候又让人猜不出内容究竟是什么，这情况同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还进一步阐述，“印度的命名原则又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举出《舞镜》《情光》《味河》《味海》等例子，并由此而分析总结出一个“神韵在于暗示”的理论。“镜，光喻明亮。河，海喻深广”。因此在中国和印度的文艺理论中，“没有说出来的暗示的东西，其价值超过说出来的东西，在说出来的东西中辞藻雕饰最无价值”。看书至此，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替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闲书闲话》找到一个合适对应的英文书名。至于第二本集子《地老天荒读书闲》，我更是完全彻底地放弃了要找一个英文译名的幻想。如今得到季先生的点拨，我不仅庆幸自己没有徒劳，更要为我偶然得之的中文书名而沾沾自喜。

作者还让我无意间发现他对散文创作的喜爱。许多名人一生精通数行，而最著名的行当往往不是其最爱。一个画家可能诗也写得好，而且自命为诗比画好。反之亦然。可惜社会不这样看，使得这些名人颇有点悻悻然。由此我不觉想到，如果有人夸奖成龙歌唱得好，他一定会比你夸他功夫好更高兴。当然我这样的跳跃性联想可能有些不伦不类，但意思却只有一个：我相信季先生一定会更乐于别人看重他的散文而不是学术。

其实，也正是季先生对散文写作所发出的一些精妙见解，让我读来可心，常有抚掌击节之乐。他对于散文结构和开头与结尾的重要性之认识，很是引起我的共鸣。在多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批评那种以为散文可以，或者说就应该，松散随意、乱写一通的主张。显然，他把散文看得很重，而且提出许多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文艺见解。例如说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的论断，细数了古往今来、中外对比中的散文成就，尤其指出“五四”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我们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戏剧或者说话剧，也完全承袭了西方的影响，几乎没有元曲等传统再现，诗歌更是找不着北，至今还没有能建立新的艺术规范，唯有散文似乎还没有尽失古代传承。不过季先生对散文高下的分析评论虽然精到，可惜的是，至少在这本集子中，我还很少发现他自己的散文真正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正确目标所体现的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