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中我还发现，与我不同的是，季先生最为钟情的散文，还是抒情而非议事一类。他也因此而提及杨朔的散文，欣赏朱自清的《背影》。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背影》表现的就正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他说，“读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就应该把眼光放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篇名文所蕴涵的真精神。若只拘泥于欣赏真挚感人的父子之情，则眼光就未免太短浅了”。读到这里，我可能真的要和季先生暂时分道扬镳一会儿。因为我觉得《背影》里打动我心的除去父子之情以外，并不在纲常，而是对于生命的珍惜和光阴的感叹。

由于作者身前顶着国学大师的桂冠，甚至身后还遭人非议，说其一生研究的东方语言文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学，所以我在看书时也特别留意，希望读到季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见解。总算是在这篇“读朱自清《背影》”的文章中惊鸿一瞥。“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义呢？几乎言人人殊，论点多如牛毛，但我认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而季先生较为认同的是陈寅恪先生指证的“三纲”，当然不是拘泥于字面而是其为“抽象理想”的意义，以及饶宗颐先生总结的儒学的“礼”，即《论语》上说的“礼之用，和为贵”。这让我不禁想起了一百年前诞生的荷兰人高罗佩，在他脍炙人口的系列狄公案故事中，有过一块由他虚构出来的皇上赐给狄仁杰的功德匾，上书“义重于生”四个大字，也就是说，道义比生命更重要。这位荷兰汉学家的创造性总结，虽然与国学家们的点评有异，倒也并非离题万里，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从另一角度点缀出中华文化的精义。也就是说，对社会伦常次序和礼义的重视大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无论是洋人还是中国大师们的总结，都让我静思冥想了一会儿，因为听说季先生在生前曾经有过一个断言，说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姑且不论这样的预言是否真能应验，我彷徨的恰恰是：如果上述关于中华文化之精义的总结是准确的，又万一让该预言真的实现了，那么我究竟是应该感到欣慰呢，还是悲哀？

2010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