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要在对其他人的文字多少有那么一丝腻味厌烦之后，才会觉得沈从文先生的文字是最好的。这是我的一己体会，别人也许觉得刚好正相反。无论如何，至少说明他的文字和其他人的不一样，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小说写得像散文，而许多篇散文又都极像是一篇篇小说。这一点，恐怕也应该是大家都有的普遍共识。

可是沈先生后来放弃了文学写作，幸也不幸，实难断语。同辈人中继续笔耕的，有为此遭难的，更多的情况则是，除去“文革”中吃点苦头外，主要是再也无法写得出既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读者的作品，到头来只能是在老来临终之际，不是“后悔少作”，而是后悔那些“不少”之作。

沈先生的命运不同，改了行，进了历史博物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了“说明员”，而且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说明员。当然我们知道那是自谦，而且这自谦中实含有某种维护人性尊严的骄傲。

原本就是自学成才而成为文学大家的沈从文，从此一头扎进文物古董，取得了基本功扎实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写出了一部举世瞩目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协助他完成这部著作的二位助手之一的王亚蓉女士编写的《沈从文晚年口述》一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让我得以窥见沈先生著作等身背后的生活点滴，深为感慨其大师风范，何止从文。

我于文物考古一窍不通，但我却完全信服沈先生对研究方法的判断。他说：“我有那么一个偏见吧，就是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问题，恐怕要重新来，重新着手，按照旧的方式，以文献为主来研究文化史，恐怕能做的很有限。放下这个东西，从文物制度来搞问题，可搞的恐怕就特别多了”。

记得小时候上学，在“文革”期间，当时正批判所谓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的名利思想。老师说，你看作家写本书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工人阶级织布，谁写上自己的名字啦？这次看书，见到沈先生说，从定陵发掘的一百七十多匹完完整整的锦缎，“上面还有每个织工的名字，多少尺寸，哪一年进贡的，每一个都有一个黄棍棍”。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