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意思的是，沈先生对于素有定论的南唐《韩熙载夜宴图》提出质疑，根据实物推断出它是宋代作品。他说，可是“我们的专家是最怕用另外一个唯物的形式，总是把矛盾上交，会以名家留传有序、乾隆作诗等方式不通过，反对这种唯物主义的论证，这是不大妥的”。沈先生提出的论据之一是，虽然“宋朝也还穿圆领衫子”，“但是宋朝到元朝都有个衬衫，从大量的壁画上都可以证明这是宋朝制度，这个衣服是宋朝普通的”。果然，画面人物中的圆领长衫里面都露出不同颜色的衬衫。经他这么一提醒，我才意识到，在荷兰的高罗佩和我自己的笔下（见《新狄公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描绘狄公时从来没有提到过衬衫，可见荷兰人高罗佩是个明白人，知道唐朝的狄公穿的圆领长袍下面没有衬衫，我依样画葫芦，就幸而刚好也是对的。

对于他自己的文学成就，沈先生一向非常谦逊，称之为习作，说“我原来是想学五十年”的，但是细听上去，他对自己还是挺有自信的。他说，“我总觉得写嘛，是个职务，是个义务，不是个权力。这个写得好么，是必然的。写得好，写十年八年二十年，写几篇像样的文章，那是应当的。写得不好是你活该不中用的，你努力不够的。这是我的想法。我总是有这么一个还是乡巴佬的想法，没有近代化的这种”。他还说，“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习惯了”，“可以说不管你李大钊先生也好，陈独秀先生也好，胡适之先生也好，鲁迅先生也好，那么多没有说是哪个第一，先排队的。纵然他是第一，上帝也不指定这个，没有人能指定这个，每个人一起始都是开步走，这个我认为好，能够鼓励年轻人朋友，不作兴哪个在先”。

关于写作方法，沈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些看法，虽然今天看来也许已经是司空见惯，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应该说还是相当真实、难能可贵的。例如他说，“你得让我自己脑子里的命令来写才能写出来。你当命令来写，就变成一道命令啦，恐怕假了”。而且他说“这个假是另外一种假”，不是他所提倡的、针对当时强调的所谓现实主义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假”。他说“文学可以探险”，“你说的全是一片胡说，假话，不是真的，不是所有的，他也能够适应。我看《西游记》就是这样的，哪会是真的？那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那是不是真的呀，仿佛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