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的写作，据她自己说，“因为酝酿得实在太久了，写得非常快”。大约从1975年5月动笔，至9月已经完成，后来陆续修补，1976年3月就已经杀青，现在问世的就是这部原稿，虽然后来又陆续改写过多次，她临终也没有宣布过有自己修改满意的终稿。在给宋淇的信中，她陆续透露出一点自己的看法和写作动机。“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1975年7月8日）。“《小团圆》是写过去的事，虽然是我一直要写的，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不犯着，所以矛盾得厉害，一面补写，别的事上还是心神不属”（1975年11月6日）。“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但是为了国家主义的制裁，一直无法写。[……] 近年来觉得monolithic nationalism松动了些，例如电影中竟有英美间谍不爱国（Michael Caine 饰），所以把心一横，写了出来，是我估计错了”（1976年4月4日）。“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1976年4月22日）。

认真读过《小团圆》的读者，我想一般应该会认同作者上述文字中的自我交待。她显然不是为了出气，而且对自己也的确很不客气，否则不会把自己写得那样低三下四，服服贴贴。作者也肯定是把心一横，所以才不忌讳爱不爱国。更有那么一种爱情至上，于是才会在更年期的年龄，去到青春期的爱情废墟里，幻想抓存一些不虚的意义。当然还是她的朋友宋淇看得准确，使她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估计错误。于是《小团圆》的出版晚了整整三十多年。好在我们今天还能通过存留的文字看到，恋爱中的女人会是如何不智，何以“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以及这个民族的所谓民族气概，曾几何时，在众多芸芸众生身上，竟是那样的麻木与不堪。所以我们应该庆幸张爱玲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当然，我这样说，绝没有要表彰张爱玲有什么大义凌然的壮举，或是具有什么老僧入定式的泰然，亦或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精神。依然是她的老友宋淇，对此有贴己的深切了解。他充分理解张的写作动机之一，不过就是因为“这些事积在心中多少年来，总想一吐为快”。“好了，现在你已写出来了，这点也已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