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涌现出了一股浓浓的还乡热，麦克阿瑟同陆军参谋部商谈把第8集团军的一些部队送回美国还是送往欧洲的问题。五角大楼告诉麦克阿瑟，取消原定10月和11月增援朝鲜的计划。仅仅几周之前，他沃尔顿·沃克还急不可待地要求补充弹药，可是他现在又告诉麦克阿瑟，他的弹药已绰绰有余，以后来自美国的弹药船应改道去日本。麦克阿瑟欣然接受，命令装载着105毫米和155毫米炮弹以及航空炸弹的6艘舰船返航夏威夷或美国本土。前线部队则更为乐观，甚至已经讨论起感恩节是在东京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过了。当后勤部门分发战地消费合作社的礼物价格单时，许多士兵都把它们扔掉了，他们打算在东京而不是在战地采办年货。有些部队更是刀枪入库，准备打道回国了。

实际上在对待是否要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不仅是沃尔顿·沃克这些战地指挥官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杜鲁门政府也一直是举棋不定。其中关键取决于中国人的态度。在10月份最初的日子里，外交途径传来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声音，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随后几天，周恩来更严正表示，美国人一旦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抗击，中国绝不会坐视邻国遭受侵略而置之不理。让沃克将军神伤不已的是，共产党中国的态度被政府高层的大部分人当成恫吓而不屑一顾，他们越过了三八线，而中国人也果然出了兵。这一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使美国在随后的整个朝鲜战争中付出了五万余生命的代价。

改写历史的机会往往只是短短的一瞬。在1950年这个冬季刚刚开始的10月25日上午，大韩民国第6师的一个营从温井向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运动，开始时行动十分顺利，几个小时就推进了十几公里，可是接下来就遭到了火力袭击。韩国士兵懒洋洋地跳下车，他们以为又碰到了北朝鲜的小股部队，只要赶一赶就会将他们赶跑。然而大祸临头了：他们碰上的是大批中国共产党骁勇善战的官兵。仅仅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个营的七百多人就被击毙、击伤和俘虏四百余人，当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部队遭遇，一触即溃，他们丢掉了所有的车辆、装备以及全部3个炮兵连。两天后，韩国军队在该地区又投入了一个团，结果在夜幕降临以后的混战中，该团近4000人的部队仅有八百余人逃了回来。紧接着，整个韩国第二军团被彻底击溃，被迫后撤60公里至清川江。与此同时，西边的美骑第1师、第24步兵师和英联邦第27旅也遭到中国人的大举围攻，伤亡惨重，仅在云山周围的战斗中，美军就损失了600多名军官和士兵，其中第8骑兵团的第3营全军覆没。沃克不得不将第8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往清川江一线掘壕固守。

由大韩民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对此有精彩的记述：

历史性的仁川登陆作战成功后，国军（大韩民国军队）和联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1月30日占领惠山，前出到韩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军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

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依然态度乐观。让沃尔顿·沃克等战地指挥官不满的是，麦克阿瑟不仅轻率地否决了前线部队有关中国人大批参战的报告，而且仍然不正视中国人全面干预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形势正在失去控制。他的结论在于，直到目前，所有中国人的军事行动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要，因为从战术的观点来看，目前中国全面干预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且中共从未有过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争的有效经验。因此，联合国军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他们需要稳住阵脚，他们前进的方向依然是北方的鸭绿江而不是南边的三八线。

麦克阿瑟是个一旦打定主意就不能随意改变的人，沃尔顿·沃克对此心知肚明。他深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从东京的联军总部飞抵清川江，其用意显然一目了然。作为战地指挥官，他有权提出建议；但是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他只能听命于麦克阿瑟的指挥。

沃克现在已经初步了解，与第8集团军正面交战的中共军队绝不是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他们军纪严明，训练有素，骁勇善战，斗志高昂，虽然武器装备的质量十分低劣，没有重武器，但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善于在夜间发起进攻，总是百折不挠地穿越那些无法通过的山区，渗透到联军部队的后方，将联军部队分割包围，然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在清川江沿岸，麦克阿瑟坐着吉普车，大约用了6个小时视察前线，用他的乐观和笃定鼓舞士气。视察结束后，当他再次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时，却突然命令飞机驾驶员向西边的海岸线飞，然后顺着鸭绿江向北飞。这个随心所欲的临时决定使得飞机上除了阿尔蒙德以外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这位联合国军的最高统帅将冒着被击落的风险而去中国的边境上巡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