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我三岁，住在成都市北打金街良医巷（晾衣巷）。一日悄悄溜出大门，跑到巷口，呆看街边挑着担子卖糖果的，舔手指，流唾液，不知不觉跟着糖果担子往前走，愈走愈远，涎而忘返，害得家中母亲惊惶，领人四处追寻，跑遍十几条街巷，以为我长相乖，被拐子偷走了。最后，谢天谢地，终于在东大街找到我，还在呆看着糖果担子，舔手指，流唾液。

五十年前，我十三岁，住在金堂县城槐树街，读初中一年级。春季同本班同学由教师领队去广汉县三水镇修筑飞机场半个月，喜见盟军B29重型轰炸机雁序蓝天，远炸日寇东京去也。秋季突闻国军血战衡阳，牺牲惨痛，不得不大撤退，致使日寇追到贵州独山，陪都重庆震动。虽人儿小我亦深切感受亡国灭种之威胁，遂读文天祥《正气歌》而很快能背诵。

四十年前，我二十三岁，住在成都市布后街省文联，做《四川群众》月刊编辑。写些短篇小说，读契诃夫，读马克·吐温，读莫泊桑，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崇拜斯大林，学《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深入生活”，赞美农业集体化，协助基层强迫农民卖粮食给国家，梦见共产主义明天，要好“左”有好左。

三十年前，我三十三岁，住在成都市北郊省文联农场。戴右派铁帽子已有八年，恶名远播，人避我如瘟疫，我避人如芒刺。昼则炊饭养猪，按季节种油菜植棉花，夜则深钻《说文解字》兼读天文学的初级著作。闲适便抄《声律启蒙》自娱，观星辰，伴猫狗。看报刊而惊心，逢棍棒而丧胆，畏闻“五类分子”之提法，怕见四清运动之批斗。犹记农场场长赠我良言有云：“不要读你那些古书，争取早日摘帽要紧！人一辈子有几个三十三啊！”

二十年前，我四十三岁，押回故乡金堂县城拉锯钉箱已有九年。家抄了又抄，人跪了又跪，做不完的无偿劳役，写不尽的有罪自谴。想起昔年农场，好像梦回天堂；落到今日绝境，便是身陷地狱。

十年前，我五十三岁，回到省文联《星星》编辑部做反右派运动前我做过的那个工作，已有五年。得了奖，出了国，张了脸，翘了尾，说些捧场话，写些帮腔诗。拼命积极，改革就像是我家事务；抱病工作，胃病似乎是他人溃疡。著文随抛新名词，发言乱骂老棍子。可笑可笑，该挨该挨。

今年，我六十三岁，住在省作协宿舍楼。身衰杞柳，诗散云烟。壮志已全消，往事眼前过电影；痴心将半冷，旧交头上起霜花。淡淡的悲伤，淡淡的惆怅，演《南华经》成现代版，仿东方朔著Y先生。提篮去买菜，写字来卖钱。

每一个前十年都想不到后十年我会演变成何等模样，可知人生无常，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必然。或富或贫或贵或贱，或左或右或高或低，无非环境造就，皆是时势促成。

所以我要劝人：你可以自得，但不应自傲；你可以自守，但不应自卑；你可以自爱，但不应自恋；你可以自伤，但不应自弃。

甲戌年清明节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