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午十点谈到下午四点，对自己一九五七年前后的言行作了细致的回顾，表示认罪求饶，状甚可鄙。陌生人两肘靠在桌沿上，二目圆瞪，逼视我的面部。后来他的颜肌渐渐松弛，革命的警惕性慢慢缓解，微露温和的人性。思索他的插问，我很快弄明白，他感兴趣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别的两位负责同志。现在要整垮这两位负责同志了，批判他们的“右”。他们也“右”？我只觉得这是滑稽胡闹而已。跨入一九六五年春，月月噩梦至少一次。梦见我被枪毙。梦见别人杀我如杀猪一般。最可怪的是二月十三日夜间梦见别人手持菜刀要剖我的胸腹，而我倒很愿意。我说：“恐怕我要挣扎，你可以先捆我在长凳上。”还主动协助那人捆好我的手足，然后闭紧眼睛，感觉到刀刃在胸腹上一推一拉地剖开一条长口，又感觉到那人伸手探入胸中，摘取我的心脏。我好像略微有些悲哀，觉得这一生便这样了了。这个奇怪的梦，现在分析，可能是震慑于遣返原籍，潜意识渴望着彻底改造，愿意主动向党交心（摘取心脏）的曲折的反映。在此以前，卢德银借给我一大叠《红旗》，要我好好学习政治。他很诚恳地说：“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三岁啊！好好干吧，我愿意帮助你明年摘掉帽子。这农场哪能是混一辈子的地方啊！摘掉帽子，安个家吧！”这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不再编写《字海漫游》，当然也不再读线装书了。可是那一大叠《红旗》读起来实在乏味，左调尤其可厌。为了对得起人，我仍然把它们读完了。

整整有十个月，我在夜晚只读自然科学，要不就同火娃下棋。他的棋艺已经猛晋，超过我了。

一九六五年底，极左派大班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了，左风随之再升级。我终于第二次受到他的教益（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他有专文打我），认识到自己不宜再做摘帽子的蠢梦，便又把线装书搬出来，同时停止棋战，抓紧时间攻读，务必在灾祸临头之前，写完我的《字海漫游》。何况农场已经在十一月八日宣布结束，只留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没有什么劳动要做，正好昼夜兼程赶写。一九六六年二月下旬，《字海漫游》脱稿，约十万字，分成十二帙装订，恰好放满那只痰盂改造成的小箱，我终于抢到了灾祸的前头，我很快活！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日早饭后，我熟悉的那一辆美制小型吉普（它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空车牵引着空空的小拖斗，拖一个空空茫茫未知的命运，低沉叹息，缓缓驶来，停在农场的晒坝上。正在伏案温习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字学蒙求》的我，抬头一瞥，看见司机曾绍华下车来，已交差的农场场长卢德银也跟着下车来。我知道他们是来拉肥猪回机关的，与我无关，便低头继续攻书去。

《字学蒙求》是一本薄薄的启蒙读物，很浅，读初中一年级，我的国文老师讲过，当时觉得非常有趣。中国文字学的种子在那时候，一九四四年春，就播入我的脑畦中了。现在重温此书，如晤故人。我正在思索“于”“平”两字的形音义，卢德银走进来，低声说：“流沙河，快些收拾行李。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