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怔了一会儿，便把那一页的角角折叠了，合上书本。我以为将来还能够从这一页接着读下去，哪知道从此就是永别！

我把行李收拾好后，卢德银正在忙着把三条肥猪抬上小拖斗。肥猪们横蹦竖跳，大声抗议，拒绝登车。我想想我自己这样听话，忍不住苦笑了。

这一生不可能再到这里来生活了。我赶快出去走一圈吧。走到农场南端的水塘边，忽然想起一九六○年夏，我害了饥饿性水肿，脸肿了，腿肿了，整天嗜睡，迷迷糊糊。有一天正午我从二砖厂拉粪车回农场，倒在这草碧如染、茭荻沙沙摇响的水塘边，在炙肤如火燎的阳光下，竟昏昏沉沉地睡去。被一位从机场里出来散步的解放军摇醒时，残阳已快落山了。想起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还有更伤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触动它们。

所谓省文联机关农场，无非十几亩地，加上一座大屋而已。一九六○年一月建场，我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这里原是凤凰山飞机场的东边缘地区，二次世界大战时有美国空军驻在这飞机场。农场的十几亩地全是飞机场的跑道和停机坪，后来废弃了，变成荒地的。建场初期，省文联机关每天派人来用鹤嘴锄挖荒地。一锄落地，铿铿碰响，下面砌着卵石一层又一层。我在这里做过这些劳务：拉车，挖地，栽菜，栽油菜，种瓜，种洋芋，种玉米，种棉花，养猪，煮饭，守夜，等等等等。还有，那一座大屋在修筑时，我上屋架去盖过瓦。

我在农场先后两次共住三年零一个月。这里是我的大学，歌于斯，哭于斯，胼手胝脚于斯，栉风沐雨于斯，劳于斯，病于斯，寂寞于斯，做梦于斯，发愤求学于斯，而现在我毕业了。对于一个诚实的人说来，上这一家大学绝非浪费生命。我的所学将有用于对付未来的艰难岁月，使我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去，坚强地生存下去。我想起了一句民谚：“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

吉普车在那一头鸣喇叭叫我了。我急步跑回大屋，同省科协住在农场的同志道别。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同锅吃饭好几个月了。我到井边去挑满厨房的水缸。井唇有一丛箭车菊，年年秋季开几朵黄蕊紫瓣的小花，每天挑水时我都要看她们几眼。现在是春季，她们还在梦中。等到秋花开时，她们将看见一个陌生人在那里挑水，而不再是我了。

回老家去劳动

金堂县旧治在我的家乡城厢镇，距成都四十五公里。城厢镇很大，有东南西北四条长街和几十条小巷，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公园。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镇上度过的。五十年代初期，县治迁往赵镇，距成都六十公里。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早晨，卢德银押送我先去赵镇，找中共金堂县委会组织部。卢德银进去同组织部的人联系，我在办公室外面等着。过了一会，卢德银出来，说县上的意思是安置我在县农场劳动，食宿皆方便，每月发给生活费二十元，还说留在县农场有利于改造（指管得紧）。我拒绝了，要求回老家去，到社会最底层去劳动，自谋生路，自由毕竟比饭碗更宝贵。这个点子是两千年前的庄周同志给我出的。他劝人学泽雉，宁愿“五步一啄”“十步一饮”，不愿“畜乎樊中”。我拒绝去农场，县委组织部也不好强留，便同城厢镇通电话商量，安置我回老家去劳动。于是当天下午卢德银押送我离开赵镇，步行折回城厢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