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迷藏的人

徐雪寒的儿子小时候写过一篇作文《我的父亲》，里面写自家从一处迁到一处、又迁到另一处，他却总也见不到父亲。老师的批语是：“像捉迷藏。”而徐雪寒一生真的是在“捉迷藏”，直到晚年才被宣布“游戏”结束，回到家中。

他一生中有26年失去了人身自由。1928年初，17岁的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待了6年。1955年，他又因“潘汉年案”蒙冤，在北京秦城监狱等处被关了10年。在“文革”中，他又在“牛棚”和“干校”中度过了大约10年。等到平反时，他已是七旬老人了。

有人计算，徐雪寒一生三分之一生命用于工作，三分之一生命耗于坐牢，四分之一生命困于病痛。鲁志强感慨：“徐老啊，不是‘雪’寒，是‘命’寒。”

在鲁志强眼里，这个老人的故事足够拍一部电视连续剧了。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都闪现着这个老人的身影。

青年时期的徐雪寒“像救火队员一样”，干过很多种职业。他干过地下党，为党组建过书店、对外贸易公司、钱庄、银行、纱布公司等。当年他组建的香港宝生银号在后来美国冻结新中国外汇时，曾为国家保存大量外汇发挥过很大作用。1949年后，他又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外贸部副部长。

一度，这个高级干部成了国家重用的“棋子”，被挪来挪去。干铁路时，他为抗美援朝运煤、调物资；干外经贸时，他西装革履，代表国家出访波兰、民主德国。周恩来曾称赞他“干一行，钻研一行，成绩优异”。

就像突然被硬生生地抽去了26年，当平反后的他被“还给”社会时，这个常穿灰中山装、黑布鞋、“走在大街上没人多看两眼”的瘦老头，又在改革中发挥了巨大的能量。

他只有初中学历，却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称自己读的是“牢监大学”。当年在国民党的牢房里，他跟薛暮桥、骆耕漠等被关在一个“笼子”里；他们就组成世界语学习小组，学习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卢森堡的《新经济学》等。他还通过家里搞来了一本石印的《史记》，由于没有办法圈点，“就用洗马桶的扫帚条在印泥上一印，然后在书上一点”。

每次看守“抄笼子”前，他就事先把几本书放到马桶里，用粪便掩盖好，等看守走后，再把书拿出来，把粪便刮掉，漂洗晾干后继续读。他曾风趣地形容，“读时，很有木樨香味”。

在狱中，他自学日语，出狱后，还翻译了日本人写的《德国社会经济史》和《社会科学小辞典》两本书。

晚年，徐雪寒从没跟人提过这26年的委屈，就连对薛暮桥、吴敬琏这些最好的朋友都“只字未提”。当有人问他时，他总是淡淡地说：“我比那些死在里面的人好多了。”

他也拿他的命运跟好朋友顾准相比。有一次，有人在寒冬里拜访刚刚恢复工作的徐雪寒。在昏暗的灯光下，这个清瘦的老人，在四面透风的平房里，认真校对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的稿子。他说：“我还算幸运的，顾准能力那么强，现在只剩下一本书了。”

鲁志强说，自己很难想象，徐老这样的共产党员“坐了6年国民党的监狱、10年共产党的监狱、10年革命群众的民办‘牛棚’”，“一个革命者被‘革命’、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那是怎样的痛苦”。

有人劝徐雪寒写回忆录，他不肯。有人猜测，他是不想让那些当年整他的人难堪。他总是说：“年轻人犯错误，不算什么。”

监狱里留下的一点痕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被发现。在93岁时，他已经病得生活无法自理了，司机施国通替他洗澡擦背时惊讶地发现，老人的脊椎呈S形。徐老淡淡地说：“那是监狱里落下的。”这是跟随老人10年的施国通，唯一一次听老人说“监狱”二字。

鲁志强相信，即使重新来过一遍，他一定还是那么选择，“不这么走，就不像徐雪寒了”。

这位部级官员最终没有留下回忆录。关于他的影像资料也近乎于无。他参与创办的三联书店，如今每年出书500多种，而《徐雪寒文集》再版，只发行了1000册，现在在书店、网上都很难找到这本书了。

他几乎唯一一次出现在镜头里，是在2003年。当时，无锡电视台采访他，在90多平方米的简陋的家中，他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出来。抑郁症已经残酷地摧毁了老人的神经，他的脸上只有抑郁和深沉。他几乎没说什么话，最后，轮椅渐渐将他载回卧室。

整幅画面里只有一个蜷缩在轮椅里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