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支援边疆吗?怎么变成移民了?
很难用什么办法抹去半个世纪的岁月,把何肇胜重新想象成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在丹江边祖辈传下来的小木房里,他刚娶了媳妇,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尽管它早早便夭折了。有时候,他会搭上一艘往返于两岸的小木船,花5分钟时间摆渡到对岸,然后凭着自己满身的力气,给家里挑回大捆大捆的柴火。
在他的记忆里,那时的丹江并不像现在的水库这样有着一望无际的清澈水面。它只是汉江一条普通的支流,奔腾着从家门口流过。何家这个小伙子并没有意识到,这条河会给自己的人生增添那么多的波折。
1959年3月,何肇胜所在的下寺公社召开了一次全社大会。会上宣布,县里将选拔一批年轻人去青海省支援西部边疆建设。
何肇胜和大部分村民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大跃进中,在持续的大炼钢铁之后,饥荒已初露端倪。相比之下,通知中所描述的青海生活更加令人向往:去的人每个月都能吃上“国家供的粮食”、还能拿工资。
当回忆起自己当年写在志愿书上的豪言壮语时,何肇胜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嗓门也大了起来:“我志愿到边疆去建设祖国……”
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前往青海的真正原因不是“支援边疆”,而是为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做准备。在此之前的一年,周围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通过一场“腰斩汉江”的大会战,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沙石,用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在“大跃进”干劲冲天的气氛中,湖北省甚至提出设想,希望将丹江口水库工程提前到1959年完成,“放一颗巨大的卫星,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按照规划,在工程完成后,水库的水位会上升到170米,周围几个县的村庄都将沉入水底。面对紧迫的移民任务,何肇胜所在的南阳地区的领导最终想出一个办法:组织原本没有“支边”任务的村民们前往青海、支援边疆。
“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何肇胜说。稀疏的白发短短地贴在他的头皮上,被午后的阳光勾出一层金色的光晕。
52年前,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正准备在一个“新天地”里大显身手。那年4月,他和老婆郭富琴因为“身体好、劳动力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而获得批准,和500名年轻人一起,带着对“吃公粮”的憧憬踏上了离家的路。
这是一场漫长的迁徙。除了用作路上口粮的10斤馍干外,人们不能携带任何行李。他们先是徒步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了汽车站,然后坐汽车到达最靠近铁路的许昌市。在那里,年轻人们领到了对抗高原严寒的被子、棉袄,然后登上了开往西部的列车。
在那之前,何肇胜从没有坐过火车。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那个“比自家房子还大”的车厢,其实是货车。当时,500名年轻人按性别被安排在两节货车车厢里:角落里摆着一只马桶,上厕所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周围没有窗户,除了一扇门和几扇顶窗,没什么能透气的地方。
如今,这些经历只被他轻描淡写地提起。在大饥荒中,村里差点有人饿死;相比之下,“这些苦不算啥”。“更何况,那时候我还年轻。”老人笑道,“又不像现在年纪大了,怕死在外面。”
5天5夜之后,火车到达了兰州。他们很快又换上了大卡车,在车斗里坐了两天后,才到达最终的目的地——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被安置在一间饭店暂时居住下来后,念过5年小学的何肇胜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路边横幅的标语内容写的不是“欢迎支边青年”,而是“欢迎河南移民”。
“我们不是来支援边疆吗?咋变成移民了呢?”何肇胜急了,赶忙向管理他们的负责人打听。
很久之后,他才得到回复:“河南人多、青海人少,我们要搬到这边来帮他们搞建设。”
1959年,共有来自丹江口库区的8000余名青年被确定为支边移民。在前后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与1万多名家属一起,从中原腹地的故乡迁移到了2000公里外的青藏高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