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的道德家不愿意挑战被公众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即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因此他们通常会设法表明“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其实就是为每个人谋福利”。大量的事例可以表明，“个人私利总是非常凑巧地与公众的整体利益同时出现，而且是一致的”。通过强调这些事例，美国一直从传统上坚信这样一种信仰—“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就是在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这种道德理论可能并不是最崇高的，但托克维尔认为，从整体上来讲，这却是最有效的。在托克维尔看来，并不是高尚的、具有美感的、强调纯粹灵魂之美的品德鼓励了普通民众表现得体合宜、合乎礼节的，而是“开明的自爱”让人们行为得体。

通常情况下，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好方法就是最大化地为自己所在的某个团体谋求利益。不过，即使我承认在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我获得了最大的幸福，但背叛的诱惑总是不时地出现，比如出卖集体的共同利益就可以获得眼前的自我利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讲述了一群打鹿的猎人的故事。为了完成这个大型的活动，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这时，出现了一只兔子。这群猎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猎杀这只兔子，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不过，去捉这只兔子则意味着破坏了大家一起猎杀雄鹿的机会。猎杀雄鹿是大家的整体利益，远远大于捉兔子的个人私利。但如果发现兔子的猎人经过缜密、理性的思考后，他就会脱离队伍—一整只唾手可得的野兔，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从雄鹿身上分享到的利益，因为这只鹿现在还在丛林中，能不能抓到还难说。当然，如果猎人们一直抓在他们面前跳跃的每一只兔子，那么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猎杀到一只雄鹿，当然也就不可能享受到更大的成果了。

我们需要一种方法，保证每个人都坚守自己的岗位，不擅离职守。如果我们不能忠于自己作出的承诺，我们的事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我们关于“正确理解私利”的说法就会受到质疑。忠诚是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当我们想要去捉野兔时，忠诚会阻止我们。虽然忠诚限制了我们去追寻眼前私利的权利，但我们也因此有了更大的机会和可能性去获得更大、更长远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