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家人之间的忠诚是多么理所当然，过度地消耗它，你都会尝到极其恶劣的后果。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Mario Puzo）在《教父》（The Godfather）一书中表明了反社会的家族利益第一的态度，他描写了唐·科莱奥内对他的儿子想要参加美国海军的蔑视：“唐·科莱奥内不愿意，也不打算让他最小的儿子在为与他自己无关的军队服役中牺牲生命。”普佐写道，看到《生活》杂志大篇幅报道了迈克尔的英勇事迹，而且还配有照片时，这位教父“轻蔑地哼了一声，说道，‘他为陌生人做了那些令人惊讶的事情’”。

普佐描写的这种家庭优先的态度并不是编造的。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研究了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镇长期持续贫困的情况。他发现，这个叫基亚罗蒙特小镇的利益链中，家庭利益和家庭义务不仅排在首位，而且还具有家族排外性。班菲尔德把他们这种狭隘的忠诚称为“非伦理家庭主义”，还总结说，“村民不想为他们的公共利益联合起来行动，或者说任何与核心家庭直接物质利益无关的事情，他们都不想做”。意大利的人类学家卡洛·图利奥·阿尔坦对这种家庭主义感到痛心，认为“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谴责家庭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不仅是地方性腐败的根源，也是人们“我得到我的了，你见鬼去吧”这类人生态度的根源。

“我的”事情一直困扰着一些提倡政治上平等的思想家，他们出现之初就在为此而烦恼。普佐把家人之间的忠诚看做是他理想共和国的一大威胁，因此他坚持要彻底消灭掉家人之间的忠诚。“对一个城市最有利的事情就是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位哲学家写道，“集体”必须像“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这就意味着“他所拥有的和其他人所拥有的没有任何差别”。在提到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比如说财产时，这个想法是非常大胆的。然而，让人们把孩子看成是公有的，不再有那种俗气的“好吧，我的小吉米”这样的废话，这有多大的可能呢？不需要更多的回答，只要孩子还是由自己的家庭抚养，人们就不可能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因此普佐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放到托儿所、幼儿园，由保育员来抚养。父母和孩子彼此互相不认识。”噢，是的，那么任何官方养育体制之外出生的孩子就得被扔到山坡上等死了。（我现在开始怀疑，仅仅是也许，普佐的理想城邦可能不会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