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上确定新政协的构成成分比较容易，但具体到哪些党派、团体和个人才有资格参加新政协，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讨论中就产生了分歧。

马叙伦认为，这可分为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三方面来说：党派问题，像革新的民主社会党，已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但要看其历史，不能专看其宣言。人民团体有多种，蒋管区里面也很多，有许多是不足论的，不能算数。至于社会贤达，必须具有人望、声望，地位则属次要，参加民主运动必须有工作表现。

郭沫若指出，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先看承认哪些党派、团体，承认以后，代表由他们自己选；社会贤达没有自己的团体，不能由自己产生，可参考旧政协由中共、民盟和民革三方面推荐的办法，也可由各党派各社团推荐并共商决定。

胡愈之认为，旧政协没有华侨代表，当时有人提名让陈嘉庚参加，也只放在社会贤达内来讨论；有陈嘉庚作为华侨代表参加新政协，意义必甚大，他在抗战中和抗战后均有贡献。

谭平山指出，新政协代表的产生不能强调法律问题，像陈嘉庚参加是很好的，可以得到绝大多数侨胞的支持；马寅初也是很好的代表人物，沈衡老是律师公会领袖之一，当然应该参加政协，但如要强调依法律程序，这三位代表的产生就都有问题了。所以不应该过于强调合法性，只要看代表的作用和本质。

茅盾认为，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党派方面要看他们是否赞同新民主主义和土改这许多问题而定。长江以北的人民团体的代表不成问题，在蒋管区却不容易推选。蒋管区有些秘密公会、地下组织，如果是有群众的，可以让他们参加。

王绍鏊指出，党派及人民团体问题，有两个原则：一是两年来对民主运动有贡献的，应出代表；（作者注：原文缺一原则）。至于社会贤达，也有三个原则：一是有声望，即背后有群众；二是对民主运动有贡献；三是经各党派承认。

由此可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具体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团体和个人是一项极为复杂和棘手的工作。